身体质量指数(BMI)的批判性反思：从种族主义历史到体像研究中的使用与弃用

本文针对身体质量指数(BMI)在体像研究中的广泛使用提出批判性反思，揭示了其与优生学和种族主义的深刻关联。研究人员通过追溯BMI的历史起源，结合Sara Ahmed的"使用"理论，系统分析了BMI作为工具在体像研究中的使用(use)、有用性(usefulness)和过度使用(used-upness)。研究指出BMI测量忽视了体重污名(weight stigma)和脂肪歧视(fat discrimination)等根本问题，呼吁学者成为BMI的"批判性使用者"或直接"拒绝者"。这一研究对推动体像研究的反种族主义和反压迫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在当代社会，身体质量指数(BMI)已成为衡量"健康"的黄金标准，从医疗保险到临床诊疗，这个简单的公式——体重(kg)除以身高(m)的平方——决定着无数人的医疗资源获取和生活质量。然而，这一看似客观的指标背后，隐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黑暗历史。近期发表在《Body Image》的研究《The body mass index: What's the use?》揭开了BMI作为优生学工具的真实面目，引发了学术界对体像研究中测量工具伦理性的深刻反思。

研究团队由加拿大白人定居学者组成，包括K. Aly Bailey等研究者，他们从批判种族理论和酷儿现象学视角出发，追溯了BMI从19世纪比利时数学家Adolphe Quetelet的"平均人"概念，到Francis Galton的优生学应用，再到20世纪Ancel Keys的重新包装这一完整历史链条。研究发现，BMI自诞生之初就被用作区分"正常"与"异常"身体的工具，服务于白人至上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美学标准。更令人震惊的是，这种优生学逻辑至今仍在延续——通过保险拒保、医疗资源分配和体像研究中的不加批判使用。

为系统评估BMI在体像研究中的使用现状，研究人员进行了三项文献计量分析：在《Body Image》期刊检索到283篇使用BMI的文献；在PubMed中"body image"与"BMI"组合检索获得1577条记录；单独检索"BMI"更显示惊人的265,300篇文献。分析发现BMI最常被用作协变量(15篇)、心理测量检验(9篇)和相关/预测变量(8篇)，这种不加区分的广泛使用掩盖了其作为系统性排斥工具的本质。

研究结果通过五个递进的章节展开：

2.1节"BMI作为优生学工具的出现"揭示了测量学如何成为种族主义科学。Quetelet的"平均人"理论被Galton扭曲为寻找"异常"的方法，服务于"种族改良"计划。20世纪70年代，Ancel Keys将这一指数重新包装为BMI，其脂肪恐惧症立场使这一缺乏科学依据的测量成为医疗标准。

2.2节"BMI作为排斥系统"剖析了测量背后的权力结构。通过Sabrina Strings和Da'Shaun Harrison的研究，证明脂肪恐惧本质上是反黑人种族主义的延伸。BMI创建的"标准模板"将非白人、残疾人和酷儿群体排除在"正常"范围之外。

2.3节"BMI在体像研究中的当前使用和有用性"承认BMI确实揭示了体重与负面体像的正相关关系，但强调这种关联实际由体重污名(weight stigma)和体重偏见内化(weight bias internalization)中介。在积极体像研究中，BMI与身体欣赏(body appreciation)的负相关也主要存在于存在体重偏见的文化中。

2.4节"BMI的批判性使用者"提出"酷儿化使用(queer use)"的可能性，但指出由于BMI根植于白人至上主义，任何改良尝试都可能适得其反。研究者建议在必须使用时加入历史说明，教育同行评审者，并在教学中揭露其种族主义历史。

2.5节"BMI使用的拒绝者"则主张彻底弃用。研究者以自身实践为例，展示了如何在审稿、课程设计和学术指导中拒绝BMI。他们提供四种替代方案：参与者自我描述、自报体重/衣服尺码、腰围测量(waist circumference)，以及更直接测量体重偏见内化(使用WBIS量表)。

研究的讨论部分深刻指出，BMI的持续使用实际上延续了将悲剧(如歌手Mandisa的死亡)简化为数字的暴力。当医学界已开始重新定义"临床肥胖"诊断标准(如Rubino等2025年研究)时，体像研究更应率先弃用这一充满问题的测量。研究者强调，在高等教育中EDI(平等、多元、包容)工作面临威胁的当下，对BMI的批判性反思成为抵抗科学种族主义的重要战场。

这项研究的突破性在于首次系统梳理了BMI在体像研究中的认识论暴力，为学界提供了从"批判性使用"到"政治性拒绝"的完整光谱。正如研究者引用Ahmed的观点："使用的历史就是暴力的历史"，对BMI的去殖民化思考不仅关乎学术伦理，更是对体像研究根本使命的回归——挑战而非强化有害的美学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