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逆境与COVID-19压力：情绪调节的中介作用与心理干预启示

本研究探讨了童年不良经历（ACEs）与COVID-19期间压力水平的关系，揭示了情绪调节（ER）能力的关键中介作用。研究人员通过208名美国成年人的回溯性调查，发现ACEs数量与疫情压力显著正相关，且负面情绪调节能力（而非心理韧性）是核心中介因子。该研究为创伤人群的应激干预提供了科学依据，强调ER训练在公共卫生危机中的重要性。

　　

童年逆境如何加剧疫情压力？情绪调节的隐秘桥梁

当COVID-19疫情席卷全球时，一个隐藏的心理健康危机逐渐浮现：那些童年时期经历过创伤的人群，是否在疫情中承受着更沉重的心理压力？已有研究表明，童年不良经历（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CEs）会通过改变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功能，削弱个体应对压力的"生物储备池"。但这一机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具体表现仍不明确。更关键的是，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 ER）作为潜在中介因子的作用尚未被系统验证。

为解答这些问题，Gettysburg College的研究团队开展了一项横断面研究，通过在线调查208名18-71岁美国成年人，回溯性评估其ACEs数量、疫情期间压力水平（2020年3月至2021年3月），并采用Perth情绪调节能力量表（PERCI）和Connor-Davidson韧性量表（CD-25）测量当前心理特征。研究成果发表在《Child Protection and Practice》上，首次证实ER能力——尤其是负面情绪调节——是连接童年创伤与疫情压力的关键桥梁。

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通过Cloud Research Connect平台招募参与者，采用自评量表收集数据：ACEs问卷评估童年逆境，冠状病毒影响量表（CIS）测量疫情压力，PERCI量表（含8个子量表）评估情绪调节能力，CD-25量表（缺失2项）测查心理韧性。使用SPSS的PROCESS宏进行多重中介分析，控制收入、教育水平等协变量，通过5000次Bootstrap抽样验证间接效应。

主要研究发现

1. 描述性统计
样本中27.9%报告≥4项ACEs，48.3%的高ACEs个体经历中重度疫情压力。PERCI量表显示，负面情绪调节困难（M=50.63）比正面情绪调节（M=35.96）更突出，且与CD-25韧性得分显著负相关（r=-0.45）。

2. 双变量关联
ACEs数量与疫情压力显著正相关（r=0.20），与COVID-19诊断严重性也呈正相关（r=0.23）。值得注意的是，教育水平越高者报告的压力越大（r=0.17），可能反映其对疫情风险的认知差异。

3. 中介模型
多重中介分析显示：

• 整体ER：部分中介ACEs与压力关系（ab=0.05，CI₉₅[.0017,.1055]），解释27.2%总效应
• 负面ER：完全中介效应显著（ab=0.06，CI₉₅[.0158,.1118]），效应量达32%
• 正面ER：无显著中介作用
• 心理韧性：未显示显著中介路径

讨论与意义
这项研究揭示了童年逆境通过情绪调节能力影响成年应激反应的长期机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负面情绪调节的"短板效应"在疫情压力中尤为突出——ACEs可能损害个体抑制负面情绪干扰认知功能的能力（如PERCI量表中"负面情绪阻碍工作完成"条目）。这与神经生物学研究相呼应：ACEs导致的HPA轴功能异常会加剧应激时的情绪失调。

临床实践层面，研究支持将ER训练纳入创伤干预方案。对于高ACEs人群，针对性提升负面情绪调节策略（如认知重评）可能比泛化的韧性培养更有效。公共卫生方面，结果提示在危机事件中需优先筛查ACEs人群，因其ER资源可能更快耗竭。

研究也存在局限性：回溯性设计可能引入记忆偏差，且样本种族多样性不足。未来研究可采用纵向设计追踪ER能力动态变化，并探索特定ACEs类型（如虐待vs家庭功能障碍）的差异化影响。尽管如此，这项研究为理解创伤的代际心理影响提供了新视角，也为后疫情时代的心理健康干预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