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式创新还是治理失灵？摩洛哥Haouz-Mejjat含水层契约中农民决策行为与水资源可持续管理研究

针对摩洛哥Haouz-Mejjat含水层过度开采问题，研究人员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和OECD水治理框架，揭示了参与式地下水管理契约(PGMC)实施中的三大障碍：执法薄弱、数据缺失和农民参与不足。该研究为北非地区水资源协同治理提供了实证依据，发表于《Groundwater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在摩洛哥中部干旱的Haouz-Mejjat含水层区，一场看不见的水资源争夺战正在上演。这片滋养着160万人口、贡献全国10.73%GDP的农业命脉，正面临地下水位年均下降1.5米的危机。如同现代版"公地悲剧"，农民们竞相打井抽水，却让共同的水资源走向枯竭。更严峻的是，气候变化使该地区降雨量减少20%，而农业用水占比高达88%。面对这场生存与发展悖论，摩洛哥政府2006年起推行参与式地下水管理契约(Participatory Groundwater Management Contract, PGMC)，试图通过契约精神挽救濒危的水资源。但政策落地十余年，究竟成效几何？

Mohammed VI Polytechnic University的Rachida El Mansoum和Tarik Chfadi团队，首次采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水治理框架，对28位农户展开深度访谈。研究发现，尽管PGMC在形式上借鉴了综合水资源管理(IWRM)理念，但实际运行中暴露的三大症结令人深思：在Ghdat子流域，仅25%农民知晓契约内容；Nfis地区虽有65%认知度，但普遍抱怨"政策制定时从未征求我们的意见"；更有多位农户直言："水是真主赐予的，凭什么要限制使用？"这些发现直指北非水资源治理的核心矛盾——当现代化治理体系遭遇传统观念与自上而下的执行模式，再好的政策设计也可能沦为"纸上契约"。

研究方法
研究采用定性分析框架，通过半结构化访谈采集Haouz-Mejjat含水区28位农户的一手数据，运用OECD水治理原则评估PGMC实施效果。样本覆盖Nfis和Ghdat两个典型子流域，重点关注农民对契约的认知度、参与度和适应行为。数据分析采用主题编码法，结合水文地质资料(如6895 km²含水层范围)和经济社会指标(如40%灌溉依赖地下水)。

研究结果

Aquifer contract: awareness, perceptions and satisfaction
调查显示政策认知存在显著地域差异：Nfis流域65%受访者了解PGMC，而Ghdat仅25%。但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参与质量——82%农民表示决策过程缺乏透明沟通，一位种植橄榄的农户抱怨："他们（官员）带着合同来，只要求我们签字，从没解释过条款。"这种形式化参与导致契约条款与实际用水行为严重脱节。

Climate change: farmers’ perspectives
面对气候变暖，农民应对策略呈现两极分化：60%受访者已改种耐旱作物或采用滴灌技术，这些群体多集中在缺水严重的Ghdat；而40%坚持传统灌溉的农户则普遍持有"水资源神圣不可侵犯"的宗教观念。这种认知差异直接影响PGMC实施效果，前者人均节水达30%，后者用水量反而增加15%。

Conclusions
研究揭示PGMC面临三重障碍：制度层面存在"弱执法-低信任"恶性循环，信息层面表现为水文数据共享不足，社会层面则是农民参与流于形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将OECD框架应用于北非语境时，必须考虑传统宗教观念对集体行动的影响——这在既往研究中常被忽视。

讨论与意义
这项研究的价值在于打破了对"参与式治理"的浪漫想象。数据显示，即便在Nfis这类"高认知度"地区，农民对PGMC的满意度也仅有38%，远低于OECD建议的70%基准线。究其根源，摩洛哥水法(36-15号)虽引入契约机制，但仍延续10-95号法律的行政主导传统。正如研究者指出："当农户被当作政策对象而非合作伙伴时，再科学的框架也难以落地。"

该成果为地中海沿岸国家提供镜鉴：在摩洛哥这类农业GDP占比高(10.73%)、农村就业率高(30.8%)的发展中国家，水资源改革必须同步推进"技术节水"与"制度节水"。研究建议重构PGMC的三维路径：建立农户-政府联合监测网络，开发本土化OECD评估工具，在契约设计中纳入宗教领袖作为关键利益相关方。这些发现对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6)具有直接指导意义，尤其为面临基线水压力(Baseline Water Stress)排名全球22位的摩洛哥指明政策优化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