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视角下生前预嘱实施困境的质性研究：亚洲文化语境中的挑战与对策

本研究针对亚洲文化背景下生前预嘱(Living Wills, LWs)实施率低但需求高的矛盾现象，通过质性访谈揭示36名利益相关者在制定过程中的核心矛盾：场所选择（院内/院外）、时机把握（过早/过晚）及决策主体（家属/医护人员）。研究提出标准化多学科沟通模型(ACP)是突破儒家文化桎梏、实现患者自主权的关键路径，为亚洲地区终末期医疗决策体系改革提供实证依据。

　　

在医疗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一个令人深思的悖论日益凸显：尽管60.9%–91.8%的亚洲民众希望表达自己的终末期医疗意愿，但生前预嘱(Living Wills, LWs)的实际完成率却低至0.004%-24.5%。这种高意愿与低实施率的巨大落差，暴露出在儒家文化主导的亚洲社会，关于死亡的话题仍被视作禁忌，家庭集体主义传统与患者个体自主权之间存在着深刻张力。更严峻的是，超过70%的患者在生命最后阶段承受着与自身意愿相悖的过度治疗，这不仅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更使患者承受不必要的痛苦。

为破解这一困境，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联合深圳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开展了一项开创性研究。这项发表在《Patient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的质性研究，首次从多元利益相关者视角系统分析了中国深圳特区LWs实施过程中的结构性障碍。研究人员采用现象学研究方法，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和混合式雪球-目的抽样策略，对36名参与者（包括潜在LWs制定者、家属、医护人员、法律从业者等）进行深度剖析，运用快速质性分析和Colaizzi现象学方法处理数据。

研究揭示了三个维度的核心矛盾：首先是场所选择的困境——医院作为医疗决策中心却缺乏LWs咨询配套服务，社区机构虽便于接触但专业度受质疑；其次是时机把握的两难——过早讨论易引发心理抗拒，过晚则因病情恶化丧失决策能力；最具文化特色的是决策主体冲突，家属常以"保护患者"为由越俎代庖，而医护人员则因法律风险倾向于维持生命支持治疗。这些发现凸显出现行LWs制度与亚洲家庭本位的文化基因之间存在深刻的不适配性。

研究团队提出，突破这一困局需要建立文化适应的标准化沟通框架。预先护理计划(Advance Care Planning, ACP)的三方协商模式（患者-家属-医护人员）被证实能有效平衡自主权与家庭伦理。具体建议包括：开发本土化死亡教育课程提升公众认知；在医院设立专门的LWs咨询师岗位；通过立法明确各主体权责边界。这些措施对实现《"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尊严死亡"的目标具有重要实践价值。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这项研究为全球医疗文化多样性研究提供了宝贵案例。它证明医疗决策模型的移植必须考虑文化语境，单纯的制度移植若不配合文化适应，难以产生预期效果。研究团队下一步计划将深圳经验推广至其他儒家文化圈地区，通过比较研究进一步验证ACP模型的文化适应性，这将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的全球安宁疗护标准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