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年轻人群体重状况评估：WHO与CDC生长标准比较揭示分类差异与公共卫生启示

本研究针对以色列缺乏本土生长标准、依赖国际图表评估儿童生长状况的问题，通过分析147万2-18岁儿童数据，系统比较WHO与CDC标准下BMI z值及体重分类差异。结果显示两标准在幼儿期分类差异显著（如CDC检出超重率高出4%），提示标准选择直接影响干预策略，呼吁制定本土化生长标准。成果发表于《Israel Journal of Health Policy Research》，为儿童肥胖防控提供关键证据。

　　

在儿童健康监测领域，生长曲线图如同航海家的星图，指引着医生判断孩子的发育是否偏离航线。然而当不同机构绘制的"星图"存在差异时，该以哪套坐标为准？这个问题在以色列尤为突出——这个地中海国家至今没有本土化的儿童生长标准，医疗系统只能借用美国CDC（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或WHO（世界卫生组织）的图表进行评估。这两种国际标准虽然被广泛使用，但它们的制定背景迥异：CDC标准基于美国本土调查，而WHO标准融合了包括巴西、挪威等六国的多中心数据。更棘手的是，既往研究表明，采用不同标准可能导致对同一儿童群体作出截然不同的营养状况判断。

这种标准选择的困惑引发了Schneider儿童医学中心Michal Yackobovitch-Gavan团队的高度关注。当以色列儿童肥胖率持续攀升，准确识别风险人群成为公共卫生优先事项时，依赖"进口"生长标准是否会造成误判？为此，研究团队开展了一项覆盖147万以色列儿童的大规模横断面研究，成果发表在《Israel Journal of Health Policy Research》上。这项研究犹如一面镜子，清晰映照出两种国际标准在以色列实际应用中的分歧点。

研究团队采用以色列最大医保机构Clalit Health Services（CHS）2017-2023年的电子医疗记录，纳入2-18岁至少有一次BMI记录的儿童，排除极端数值（BMI>60或<10 kg/m²
）。通过计算每个儿童基于CDC和WHO标准的BMI z值（标准化生长指标），并按照各自标准进行体重分类（低体重、正常、超重、肥胖），系统比较两种评估体系的差异。数据分析采用SPSS软件，通过Wilcoxon符号秩检验比较z值分布，卡方检验评估分类差异，Kappa系数衡量分类一致性。

结果呈现

人口统计学特征

最终纳入1,475,543名儿童，其中2-5岁488,008人（52%男性），>5-18岁987,535人（51%男性）。人群构成反映以色列多元社会特征：71.6%犹太人，28.4%阿拉伯人，后者74.1%属于低收入阶层。值得注意的是，阿拉伯儿童BMI z值显著高于犹太儿童（CDC中位数0.15 vs 0.04，P<0.001），凸显社会经济因素对生长发育的影响。

BMI z值比较

在2-5岁组，CDC标准下中位BMI z值低于0（男性-0.24，女性-0.11），而WHO标准却显示中位数高于0（男性0.10，女性0.16），两种标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这种"标准选择逆转评估结论"的现象在>5-18岁组有所缓和，两标准中位数均高于0，但WHO标准在男性中仍给出更高估值（0.24 vs 0.16，P<0.001）。

体重分类差异

图表清晰展现标准间的巨大鸿沟：在2-5岁组，CDC标准检出的低体重率是WHO的2倍多（男性10.3% vs 4.2%），而超重分类差异更为惊人——CDC标准下8%男性儿童被归为超重，但WHO仅认定4%，两者一致性几乎为零（Kappa=0.06）。这种分歧源于WHO对该年龄段采用更严格阈值（+2SD为超重，+3SD为肥胖，而CDC使用85/95百分位）。在>5-18岁组，虽然肥胖分类高度一致（Kappa>0.9），但WHO标准仍多检出4%超重儿童。

性别差异

无论采用何种标准，男性在2-5岁组的低体重率始终高于女性（P<0.001）。而在>5-18岁组，CDC标准下男性肥胖率显著高于女性（11.7% vs 10.0%），但WHO标准呈现不同性别模式，提示标准选择可能影响对性别差异的解读。

结论与启示

这项百万级队列研究揭示，生长标准的选择绝非技术细节，而是直接影响公共卫生决策的关键因素。在2-5岁阶段，CDC标准如同放大镜，更易识别出超重和低体重儿童；而WHO标准则像滤网，仅捕捉更极端的案例。这种差异可能导致使用CDC标准的地区投入更多资源干预临界超重儿童，而采用WHO标准的地区可能错过早期干预窗口。

研究结果对以色列具有特殊警示意义——当本土数据表明儿童BMI普遍高于国际参考值时，继续依赖"进口"标准可能导致系统性低估肥胖负担。正如作者强调，制定基于本国人群的生长标准应成为公共卫生优先事项。同时，阿拉伯儿童更高的BMI z值提示需针对不同族群制定差异化干预策略。

这项研究超越了国界限制，为全球儿童健康监测提供方法论启示：在跨国比较肥胖流行病学研究时，必须考虑标准差异带来的偏倚；临床指南制定者需明确标注所用标准及其适用场景。正如航海家需要根据所处海域选择不同海图，儿童健康守护者也应选择最适合本土人群的"生长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