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条约对商用化学添加剂的影响：多溴联苯醚历史监测数据的Meta分析揭示政策延迟效应

本研究通过Meta分析系统评估了全球条约对具有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毒性（PBT）特征的多溴联苯醚（PBDEs）暴露的影响。研究人员整合了94国室内灰尘及人体样本数据，发现政策干预后环境排放虽下降，但人体内PBDEs水平降低滞后，尤其BDE-153等长半衰期物质。研究揭示了化学多样性、区域政策差异和存量释放对条约效力的制约，为全球化学品管理框架优化提供关键证据。

　　

在现代化工产品广泛应用的今天，商用化学添加剂如同“隐形乘客”潜伏在电子产品、纺织品乃至日常家居用品中。其中多溴联苯醚（PBDEs）作为典型的阻燃剂，虽赋予材料防火性能，却因其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毒性（PBT）特征引发全球健康隐忧。尽管国际社会通过《斯德哥尔摩公约》等条约逐步限制PBDEs使用，但老旧产品持续释放、跨国贸易漏洞以及化学替代品的“旋转门效应”，使得人类暴露风险长期悬而未决。这种“禁用却难禁绝”的困境，亟需系统性证据评估政策实际效力。

针对这一科学命题，复旦大学联合上海东方人才计划团队开展了一项开创性研究。通过整合全球343项研究、覆盖94国的室内灰尘与人体样本数据，结合生产使用时间轴，首次全景式揭示了PBDEs暴露与政策干预的时空关联。相关成果发表于《The Lancet Planetary Health》，为化学品管理提供了里程碑式的循证依据。

研究团队采用三大关键技术方法：1）系统检索Web of Science等数据库及灰色文献，纳入127项室内灰尘研究和239项人体（血清/母乳）监测数据；2）应用断点回归模型分析PBDEs时间趋势转折点（如BDE-47在欧盟母乳中的转折点为1996年）；3）通过加权线性混合效应模型量化不同溴代水平同系物（如BDE-47与BDE-209）的暴露差异，并关联区域政策时间线。

研究结果部分呈现四大核心发现：

室内灰尘暴露趋势
通过分析欧盟、美国和中国数据，发现低溴代PBDEs（如BDE-47）在欧美灰尘中显著下降（美国降幅59%），但高溴代BDE-209在欧盟逆势上升15倍（2002-2022年）。中国因延迟至2024年禁用十溴联苯醚，其室内灰尘浓度始终居高不下。

人体暴露滞后效应
母乳监测显示欧盟BDE-47在2000-2010年维持1.1 ng/g脂重，直至2020年才降至0.2 ng/g；而半衰期长达21.7年的BDE-153在欧美人体中持续稳定，印证生物累积的“惯性效应”。儿童血清数据则显示更快的响应速度，美国儿童BDE-47在2005年后年降幅达7.9%。

区域政策差异影响
美国因历史用量大（占全球penta-BDE消费95%），其人体PBDEs水平超其他国家10-100倍。中国特有的壁纸装饰习惯导致BDE-209暴露占比达74%，显著高于欧美。欧盟早期自愿禁产措施使其转折点早于政策实施8年。

监测数据碎片化挑战
全球仅7项纵向研究跟踪血清变化，且实验室间数据可比性差。瑞典母乳库等持续监测案例证明，统一框架下样本能清晰反映BDE-153长达20年的累积曲线。

讨论部分尖锐指出当前化学品管理的三重矛盾：政策滞后性（从风险发现到禁令平均需20年）、替代品盲目性（如新型阻燃剂再现PBT特性），以及全球监管割裂（中国生产转移与欧美豁免条款）。研究强调，基于“预防性原则”的预市场评估比事后禁令更关键——加州防火标准调整案例表明，非化学措施同样可降低火灾风险，而无需付出健康代价。

该研究的价值不仅在于揭示PBDEs管控的复杂性，更构建了评估化学品政策的通用框架。通过将环境排放趋势、人体生物监测与政策时间轴三维联动，为《斯德哥尔摩公约》效力评估树立新范式。作者呼吁建立全球统一的暴露监测网络，并将产品生命周期分析纳入化学品注册体系，从源头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恶性循环。这些见解对正在制定的全氟烷基物质（PFAS）等新型污染物管控策略具有直接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