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沿海渔民对退出政策的态度及参与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可持续渔业管理的实证分析

针对全球渔业资源枯竭背景下渔民退出政策实施效果不佳的问题，浙江大学团队通过焦点小组讨论和半结构化访谈，分析了浙江67名利益相关者对退出政策的态度。研究发现82%在业渔民认为补偿不足、转产支持乏力，70%拒绝退出，凸显政策公平性与生计保障的关键作用，为全球渔业可持续发展政策设计提供了重要参考。

　　

全球海洋正经历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传统渔业资源年捕获量以50万吨的速度递减，尽管人类通过开发深海鱼种勉强维持总产量，但过度捕捞已导致全球三分之一国家的海洋资源超限开采。这种"竭泽而渔"的模式在中国尤为严峻——作为全球海洋捕捞量第一大国（2022年占全球14.8%），其沿海渔场已出现关键商业物种区域性灭绝。为此，中国政府21世纪初启动了全球最大规模的渔民退出计划，但实施20年仅7%渔民转产，传统渔民存量仍超300万。这种政策失灵现象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深层矛盾？

浙江作为中国渔业改革先锋，其舟山渔场更是全国最大渔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支持的研究团队，通过深度访谈67名渔民、官员和专家，首次系统揭示了退出政策"叫好不叫座"的真相。研究发现，政策制定者与渔民对"退出必要性"存在根本认知鸿沟：官员视之为生态救赎（如实现最大持续产量MSY），而82%在业渔民却将政策缺陷列为拒绝退出的首要原因。具体表现为补偿标准十年未变（仅覆盖船主而忽视船员）、转产培训与市场需求脱节（70%认为支持措施缺乏吸引力），以及政策执行中的公平性质疑（如非法捕捞者反而获利）。更严峻的是，持续存在的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捕捞(IUU)削弱了政策生态效益，形成"老实人吃亏"的恶性循环。

研究采用混合方法：

1. 质性研究：在浙江沿海开展焦点小组讨论和半结构化访谈，覆盖在业/转产渔民、官员、渔业专家三类群体
2. 定量分析：对74.6%的在业渔民样本进行政策评估维度统计
3. 空间分析：结合22.3万平方公里渔场资源数据验证政策效果

关键发现

1. 渔业退出认知分歧
   政府视角强调生态恢复（如通过个体可转让配额ITQs实现自愿退出），而渔民更关注代际生计传承。一位三代渔民直言："没有渔船的渔民就像失去耕地的农民"。

2. 政策工具失效分析
   补偿机制存在三重缺陷：未指数化调整（实际购买力下降40%）、忽略船员权益（占拒绝退出群体的63%）、与违规捕捞收益形成倒挂。转产支持则陷入"培训-失业"循环，如水产养殖培训后仍面临市场准入壁垒。

3. 政策有效性评估
   尽管官方数据显示渔船减少30%，但渔民普遍感知资源恢复有限。这源于IUU捕捞的"破窗效应"——政策参与者反而成为"被收割者"，严重损害政府公信力。

结论与启示
研究提出"适应性公平框架"：建立补偿动态调整机制（挂钩CPI与渔获市价）、推行"渔民-政府-企业"三方参与的转产方案、强化违规捕捞联防联控。这些发现不仅解释了中国特色渔业管理困境（如权利基础渔业管理RBFM在水域权属不清条件下的失灵），更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14（水下生物）和SDG1（消除贫困）的协同实现提供了新思路。该成果对东南亚等发展中渔业国家具有重要借鉴价值——当生态目标与民生诉求冲突时，唯有构建包容性治理体系，才能打破"越管越穷、越穷越捕"的恶性循环。正如论文结论强调的："没有渔民认同的政策，注定是纸上谈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