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尼泊尔及周边地区完全废除堕胎护理刑事化的理由

这篇综述强烈主张将堕胎护理完全移出刑法范畴（complete decriminalisation），强调刑事化框架（即使存在例外）会加剧法律障碍，并与文化、地理、医疗等非法律障碍形成系统性排斥。作者以尼泊尔为典型案例，指出其宪法虽承认性生殖健康权利（SRHR），但部分刑事化仍阻碍边缘群体获取服务。研究呼应了WHO3 及国际医学组织的呼吁，提出完全废除刑事化是改善安全堕胎的关键策略，并需配套医疗监管（如药物规范、远程医疗）和社会教育。

　　

引言

堕胎的刑事化框架在全球范围内制造了复杂的法律与医疗障碍。尼泊尔作为性生殖健康权利（SRHR）宪法化的先驱，却因堕胎部分刑事化持续面临挑战。研究表明，将堕胎视为犯罪（即使允许例外）会导致法律模糊性，加剧医疗人员的“寒蝉效应”（chilling effect），并迫使弱势群体寻求不安全堕胎。2022年WHO指南³
明确支持完全废除刑事化，加拿大等四国已实现这一改革，而亚洲仅中国例外。

尼泊尔堕胎法改革的必要性

尼泊尔2002年前几乎全面禁止堕胎，导致20%女性囚犯因堕胎相关罪名入狱。尽管2008年最高法院判决将堕胎纳入SRHR，并承认女性身体自主权，但2015年宪法未明确提及堕胎，2017年《刑法》和2018年《安全母性与生殖健康权利法》（SMRHRA）仍保留部分刑事化条款。例如：

• 妊娠12周内可自主选择，但12-28周需医生证明（如健康风险、强奸等）；
• 超过28周完全禁止，即使胎儿异常或孕妇生命受威胁。

这种法律框架与南亚、东南亚其他国家（如印度、马来西亚）相似，均延续英国殖民时期的医疗化、胎儿中心主义模式。

刑事化的双重危害

1. 法律障碍：刑事化加剧污名，导致医疗人员回避堕胎培训，药物流产（如米非司酮）供应不足。全球每年22800名女性因限制性法律死于不安全堕胎¹¹
   。
2. 交叉性排斥：农村地区、低种姓或贫困女性面临地理与经济障碍，法律限制进一步放大其脆弱性。尼泊尔偏远地区晚期堕胎需求更高，但28周禁令迫使她们冒险非法操作。

完全废除刑事化的科学依据

完全废除刑事化（如加拿大1988年改革）不会增加堕胎率或性别选择性堕胎，但需配套措施：

• 知情同意：确保自愿性，如单独咨询以排除胁迫；
• 医疗规范化：将堕胎纳入常规医疗监管，脱离《刑法》。

尼泊尔的多维障碍

法律层面：

• 28周禁令与SMRHRA条款冲突；
• “流产”与“堕胎”定义混淆增加法律风险。

文化与地理：

• 父权制削弱女性决策权，农村地区服务匮乏；
• 气候变化破坏医疗基建，加剧服务不平等。

医疗系统：

• 基层医生缺乏培训，三级医院超负荷；
• 药物流产监管松散，药房违规售药现象普遍。

改革建议

1. 法律修正：废除28周限制，建立远程医疗路径；
2. 医疗强化：强制医护人员参与安全堕胎培训（如VCAT），完善药物监管；
3. 社会支持：政府承担堕胎费用，开发性教育课程。

结论

尼泊尔的进步宪法为完全废除堕胎刑事化提供了独特机遇。改革需法律、医疗与社会策略协同，其经验可为南亚其他国家提供模板，最终减少因法律障碍导致的不必要死亡与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