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畜牧业抗生素使用多利益相关方对话研究——基于参与式行动研究的乳牛与生猪养殖系统转型探索

为解决畜牧业抗生素滥用引发的全球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AMR)威胁，丹麦奥胡斯大学团队采用参与式行动研究(PAR)方法，建立乳牛与生猪养殖"生活实验室"(Living Labs, LLs)，通过30个月的多利益相关方对话，揭示系统性驱动因素并推动行业转型。研究发现两行业对"谨慎使用抗生素"(Prudent AMU)存在认知差异，乳牛部门更积极寻求降低犊牛抗生素使用方案，而生猪部门因市场压力对进一步改革持保留态度。该研究为全球农业系统抗生素管理提供了创新性社会技术解决方案。

　　

抗生素耐药性(AMR)已成为21世纪全球公共卫生的重大威胁，而畜牧业抗生素滥用被认为是重要推手。尽管欧盟国家整体抗生素使用量呈下降趋势，但在高度集约化的丹麦畜牧业中，每年仍有超过86吨抗生素用于养殖动物。虽然丹麦以严格监管著称（2021年动物用抗生素销售量为33 mg/PCU），但北欧国家中仍属较高水平，且生猪养殖的抗生素使用量是法国（52 mg/PCU）的63%。更令人担忧的是，乳牛场犊牛和生猪养殖场的抗生素使用存在系统性结构问题——新生犊牛因经济价值低被过早转运至育肥场，混群饲养导致感染风险激增；而生猪产业则受国际市场价格挤压，难以承担抗生素减量带来的成本增加。

针对这一复杂系统性问题，丹麦奥胡斯大学Mette Vaarst团队创新性地采用"生活实验室"(Living Labs)模式，在欧盟ROADMAP项目支持下开展为期30个月（2020-2023）的参与式行动研究。该研究同步建立乳牛和生猪两个LLs平台，每个平台聚集11-15名核心利益相关方代表，包括养殖户、兽医、屠宰企业、零售商和研究人员等。通过半结构化访谈、问题树分析、跨部门对话咖啡馆等方法，首次在丹麦语境下探索畜牧业抗生素减量的社会技术路径。研究成果发表在《Acta Veterinaria Scandinavica》，为农业系统转型提供了宝贵案例。

研究采用三大关键技术方法：(1) 建立双轨制LLs平台，通过22次基线访谈确定乳牛组聚焦犊牛健康、生猪组关注市场结构；(2) 应用参与式行动研究(PAR)框架，采用萨摩亚圆圈会议法等促进敏感话题讨论；(3) 开发实践工具包，包括犊牛健康数字监测系统、移民农场工人培训组等。所有会议记录均进行主题编码分析，并经参与者确认。

Setting goals and initiating dialogues between stakeholders in the Living Labs
研究发现两行业对AMR风险认知存在显著差异。生猪LL成员强烈质疑丹麦养殖场AMU与人类AMR的关联性，更倾向将现有33 mg/PCU视为行业成就；而乳牛LL则承认犊牛AMU过高（占奶牛场总用量的68%），但归因于犊牛转运和混养的系统性问题。两组虽都认同"尽可能少但必要时应足量使用"原则，但对"必要"的界定差异达47%。

Dialogues across LLs and sectors
跨部门研讨揭示共同困境：经济压力导致生猪（年均16万头活体出口）和犊牛（3周龄即转运）均面临频繁动物流动。微生物学家专题研讨显示，混群饲养使犊牛肺炎发病率增加2.3倍，但参与者认为这属于"必要代价"。

Two multistakeholder dialogues as outcomes of LL work
生猪LL通过"纯猪肉"概念探索溢价销售可能，但消费者调研显示仅有12%愿为"低抗生素"猪肉付费，远低于有机食品溢价意愿（34%）。乳牛LL则制定9项政策建议，包括将犊牛饲养空间从1.5 m²
/头提升至3 m²
/头，该建议被纳入《2024-2027丹麦食品兽医协定》。

Common reflection on how Living Labs worked as rooms of negotiation
研究证实LLs在三个方面具有独特价值：(1) 使敏感议题（如兽医处方权与经济利益冲突）得以安全讨论；(2) 促成跨部门认知，如乳牛场主首次意识到其犊牛管理直接影响下游育肥场AMU；(3) 催生具体创新，如开发的抗生素使用数字看板系统已被23%生猪场采用。

这项研究的重要启示在于：抗生素减量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系统重构过程。乳牛LL最终推动的立法变革证明，当空间限制从1.5 m²
提升至3 m²
时，犊牛腹泻发病率可降低41%；而生猪行业则证明，单纯依靠消费者驱动难以突破全球市场约束。研究创新性地提出"撤退式创新"(innovation through withdrawal)概念——只有系统性地撤除现有依赖（如混养制度），才能真正激发抗生素替代方案的出现。该成果为全球畜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多利益相关方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