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相情感障碍门诊患者疼痛主诉与物质使用障碍的关联性研究：聚焦酒精使用障碍的临床特征与机制

本研究针对双相情感障碍(BD)患者中疼痛与物质使用障碍(SUD)的复杂关联展开探索。通过FACE-BD队列1897例患者数据分析，发现疼痛强度与酒精使用障碍(AUD)史显著相关，且疼痛程度越高，焦虑、抑郁症状及情感不稳定性(ALS)越突出。路径分析揭示AUD与疼痛的关联由当前抑郁(MADRS)、焦虑(STAI-A)和情感不稳定性部分介导。该研究为BD共病疼痛的临床管理提供了新视角，强调需关注AUD史患者的情绪调节干预。

　　

双相情感障碍(BD)患者常被比作情绪的"过山车"，但鲜少有人关注他们同时承受的躯体疼痛之苦。研究表明，约半数BD患者存在疼痛问题，这种共病状态不仅降低生活质量，还增加残疾风险。更棘手的是，BD患者中物质使用障碍(SUD)的患病率是普通人群的2-3倍，形成"情绪-疼痛-成瘾"的恶性循环。尽管临床医生早已注意到这一现象，但三者间的具体关联机制始终如雾里看花。尤其令人困惑的是：为何某些SUD（如酒精）与疼痛的关联更强？疼痛是否会改变SUD的临床表现特征？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精准干预策略的制定。

为解开这些谜团，法国FondaMental高级专家中心的研究团队利用FACE-BD队列的1897例BD门诊患者数据，开展了一项横断面研究。研究者采用DSM-IV-TR标准确诊BD，通过EQ-5D-5L量表评估当前疼痛强度，并将SUD诊断整合为符合DSM-5标准的单一变量。通过趋势检验、多因素回归和路径分析等方法，系统探索了疼痛与SUD的关联模式。这项开创性研究最终发表于《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为临床实践提供了重要启示。

研究主要采用四种关键技术方法：(1)使用SCID-IV(DSM-IV-TR版结构化临床访谈)确诊BD和共病精神障碍；(2)通过EQ-5D-5L量表的疼痛条目将患者分为无痛、轻度、中度和重度/极端疼痛四组；(3)采用MADRS(蒙哥马利抑郁评定量表)、YMRS(Young躁狂评定量表)等标准化工具评估症状；(4)运用JAMOVI软件进行路径分析，探索AUD与疼痛间的中介效应。所有数据来自法国16个BD专科中心的FACE-BD前瞻性队列。

3.1 疼痛强度与临床特征的关系
对1897例BD患者的分析显示，48.9%存在疼痛问题，其中15.7%为中度疼痛，6.4%达到重度/极端疼痛。趋势检验揭示"剂量效应"：疼痛越严重，患者越可能伴有终身自杀企图(OR随疼痛程度递增，p<0.001)、焦虑障碍(重度疼痛组65.3% vs 无痛组38.1%)和AUD史(重度组43.4% vs 无痛组23.2%)。同时，MADRS、STAI-A(状态-特质焦虑量表)和ALS(情感不稳定性量表)得分均随疼痛加重而升高(p<0.001)，提示情绪失调可能是核心中介因素。

3.2 AUD的差异化临床特征
分层分析发现，在伴有中重度疼痛的BD患者中，AUD史与恐慌障碍的关联尤为突出(OR=3.1, p<0.001)，而无/轻度疼痛组未见此关联。多因素回归显示，疼痛组AUD患者特异性特征包括：更高情感不稳定性(adjOR=1.9)、共病大麻使用障碍(adjOR=3.7)和烟草使用(adjOR=2.8)。相比之下，无/轻度疼痛组的AUD患者更多表现为男性优势(adjOR=1.78)和抑郁症状加重(MADRS每增1分风险升2%，p=0.014)。

3.4 路径分析揭示中介机制
最关键的发现来自路径分析：AUD与疼痛无直接关联(β=0.039, p=0.481)，但通过三条间接通路显著影响疼痛体验：(1)抑郁症状(MADRS)通路：标准化β=0.01；(2)情感不稳定性(ALS)通路：β=0.13；(3)焦虑特质(STAI-A)通路：β=0.012。这三个中介变量间存在强相互作用(β≈0.4)，共同解释12%的疼痛变异度。值得注意的是，冲动性(BIS-10)未显示中介作用(p=0.334)。

讨论与意义
这项研究首次系统描绘了BD患者中"疼痛-SUD"共病的临床图谱，有三项突破性发现：首先，颠覆了"SUD普遍加重疼痛"的假设，证实仅AUD与疼痛强度存在特异性关联；其次，发现疼痛会重塑AUD的临床表现——中重度疼痛背景下，AUD更易与恐慌障碍"结盟"；最后，通过路径分析解构了AUD影响疼痛的"黑箱"，指出情绪失调(而非冲动控制)是核心介质。

这些发现对临床实践具有双重指导价值：一方面，对伴有疼痛的BD患者应常规筛查AUD史，特别是当存在显著焦虑症状时；另一方面，针对共病患者的干预需"双管齐下"—既要控制酒精使用，也要强化情绪调节训练。研究还提出了若干待解之谜：为何大麻等SUD未显示类似关联？疼痛-AUD-恐慌障碍的"三角关系"是否存在神经生物学基础？这些问题的解答需要未来开展纵向研究。

该研究的局限性包括使用单一时点疼痛评估、样本来自专科中心可能影响代表性等。但瑕不掩瑜，其创新价值在于将"双相障碍-成瘾-疼痛"这一临床难题转化为可操作的生物学通路，为开发靶向干预措施奠定了理论基础。正如研究者所言："在BD的复杂共病网络中，AUD史可能是被忽视的疼痛放大器，而情绪失调正是其作用的'传声筒'。"这一见解或将改变BD共病管理的临床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