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如何影响德国反建制投票？——基于地理空间与多层次模型的分析

本研究针对德国2017年联邦选举中"反建制"政党（AfD、die Linke等）的空间分布差异，通过整合GSOEP微观数据和NUTS 3级区域统计，构建多层次模型分析社会经济、人口特征及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作用。研究发现公民参与网络（bridging/linking social capital）能显著降低对极端政党的支持，而经济文化焦虑（cultural anxiety/economic insecurity）则强化东德地区的投票倾向，为理解"被遗忘之地"的政治地理学提供了新视角。

　　

近年来，全球政治版图出现显著变化，从英国脱欧到德国另类选择党（AfD）的崛起，"被遗忘之地"（left behind places）的选民正通过选票表达对主流政治的不满。这种现象被区域科学家Rodríguez-Pose称为"不满地理学"（geography of discontent），但现有研究多聚焦经济文化因素，却忽视了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这一关键变量——人们究竟是在紧密的社区网络中"集体愤怒"（angry together），还是在社会孤立中"独自躁动"（agitated alone）？

为解答这个问题，研究人员利用2017年德国社会经济面板（GSOEP）数据，结合NUTS 3级行政区划统计，首次将社会资本分解为连接型（bridging）、纽带型（bonding）和联动型（linking）三个维度，通过多层次逻辑回归模型（multilevel logistic modelling）分析个体与区域因素的交互作用。研究特别关注极右翼（AfD/NPD）与极左翼（die Linke）政党支持者的差异，样本覆盖401个县市及10,825名具有投票权的德国公民。

关键技术方法包括：1）基于GSOEP问卷构建社会资本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提取bridging/bonding/linking维度；2）运用ICC（intra-class correlation）检验区域层级的方差贡献；3）控制联邦州固定效应（fixed effects）和县域随机效应（random effects）；4）引入人口密度、GDP变化等区域动态变量。

【主要发现】

1. 社会资本的"防护罩效应"
   公民参与（civic engagement）频率每增加1个单位，支持AfD的几率下降32.2%（OR=0.678），其中文化类活动（bridging）和政治参与（linking）的抑制作用最显著。这与Putnam的"独自打保龄"理论吻合，表明社会网络能缓冲反建制情绪。

2. 东西德分裂的持久伤痕
   东德居民支持反建制政党的概率是西德的2.8倍（APEP模型OR=2.839），尤其在萨克森州（AfD支持率OR=3.856）和图林根州（die Linke支持率OR=1.698）。这种差异无法完全用经济差距解释，暗示前东德集体主义文化（GDR legacy）的持续影响。

3. 经济焦虑与文化冲突的分野
   经济不安全感（economic insecurity）使支持die Linke的几率提升155%（OR=2.555），而移民担忧（cultural anxiety）则使AfD支持率暴增30倍（OR=31.616）。值得注意的是，社会资本能缓解文化焦虑的影响，但对经济焦虑无显著调节作用。

4. 区域特征的有限解释力
   县域层级的GDP、失业率等变量仅解释6%方差（ICC=0.06），远低于个体特征的解释力。这表明"被遗忘之地"的标签可能被过度简化，真正驱动投票行为的是个体感知而非客观经济指标。

【结论与启示】
该研究颠覆了传统"集体愤怒"的假设，揭示德国反建制选民更多呈现"独自躁动"特征。社会资本通过三种机制抑制极端主义：1）bridging资本拓展异质性社交圈，削弱排外情绪；2）linking资本强化体制信任，如定期参与志愿活动（volunteer work）者支持AfD几率降低21.9%；3）bonding资本虽能维系亲密关系，但对政治倾向影响较弱。

这项发表在《Regional Science Policy》的成果具有双重政策意义：其一，反驳了"高社会资本必然助长民粹主义"的论点，证明德国公民社会的韧性；其二，揭示东德特殊历史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的持续性，提示区域政策需超越经济补偿，重视文化认同重建。未来研究可深化社会资本各维度的交互效应，并探索"数字社会资本"对政治极化的影响。

（注：文中所有OR值、统计术语及模型参数均源自原文Table 6-7，社会资本分类依据因子分析结果见Appendix Table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