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众对清洁空气目标的支付意愿研究：认知机制与政策启示

本研究针对中国空气污染治理新阶段的关键问题，通过全国7457份问卷调查，采用两阶段回归模型分析公众对PM2.5 浓度降低10%（低于30μg/m3）和达到5μg/m3两种情景的支付意愿（WTP）。研究发现公众对更严格目标（295CNY）支付意愿显著高于基础目标（277CNY），且主观认知（如政府信任度、风险控制感）而非客观污染水平主导决策，同时识别出"认知失调"群体显著降低参与意愿。该研究为制定差异化环境政策提供了行为科学依据。

　　

随着中国空气质量持续改善，PM_2.5
年均浓度已普遍低于35μg/m3的国家标准，但进一步治理的成本急剧攀升——2018-2020年间每降低1单位PM_2.5
的治理成本已达1000亿元。在这个治理拐点上，政策制定面临核心矛盾：公众是否愿意为"从达标到优质"的空气买单？传统研究多聚焦单一治理目标，且未能厘清客观污染数据与主观认知的交互影响，这使政策制定者难以把握公众真实支持度。

南京大学环境学院的研究团队在《Resources, Conservation 》发表研究，通过覆盖28省的全国性调查，创新性地设置"十四五"规划目标（PM_2.5
降10%且<30μg/m3）和WHO严标（<5μg/m3）双情景，采用支付卡法收集7457份有效问卷。运用两阶段回归模型（Probit模型分析支付意愿+区间回归计算支付金额），同时引入PM_2.5
监测数据与9项认知变量的交互分析，首次系统揭示了中国公众在低污染阶段的环保支付决策机制。

关键技术方法包括：1）基于2024个地面监测站的PM_2.5
时空数据匹配受访者居住地；2）采用支付卡法设计12级支付选项（0-2000CNY/年）；3）通过Likert五级量表量化9项认知指标；4）运用Gower距离进行认知类型聚类；5）使用广义估计方程（GEE）控制个体内相关性。

3.1 公众支付意愿特征
研究发现86%受访者支持空气改善计划，但支付金额呈右偏分布：NAPC情景平均WTP为277CNY，其中100/200/50CNY选项占比超50%；而更严格的AQG情景支付额提升至295CNY，500-2000CNY高区间选择率显著增加。零支付者（约14%）主要认为治污应是政府责任（43%）或质疑资金使用效果（22%）。

3.2 认知驱动机制
突破性发现是客观PM_2.5
浓度对WTP无显著影响，而认知因素呈现双路径效应：政府信任度等外部因素决定是否支付（OR=1.24，p<0.001），风险控制感等内部因素影响支付金额（β=0.07，p<0.001）。环境意识双重作用于两阶段（β_意愿
=0.20，β_金额
=0.12），而"风险权衡"认知使支付额降低5.6%。

3.3 认知偏差的地理分布
通过Gower距离聚类识别出4类认知群体："适应型"（高污染高接受）集中于华北（河北38.7%）、"失调型"（低污染低接受）在东南沿海（广东34%）。25-40岁女性、高学历者更易产生悲观偏差，其支付意愿比准确认知群体低30.7%（p<0.05）。而近期经历污染事件的群体出现"近因效应"——30天PM_2.5
高于年均值时，悲观偏差概率增加17%。

该研究首次系统描绘了中国低污染阶段公众环境支付的心理图谱，其政策启示有三重价值：首先证实严苛目标（WHO标准）反而能激发更高支付意愿，为标准升级提供依据；其次揭示认知矫正应成为环境治理新抓手，特别需针对"失调型"群体（占样本32%）设计信任重建策略；最后提出的"双路径"决策模型为全球环境行为研究提供了新范式。研究也指出局限：在线样本可能低估老年群体支付意愿，且支付卡设计存在整数锚定效应。未来研究可结合眼动实验等神经科学方法，进一步解析环境决策的深层认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