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整合筛查行动模型探讨低社会经济地位女性宫颈癌筛查参与度的影响因素：一项质性研究

本研究针对低社会经济地位(SEP)女性宫颈筛查参与率低的问题，采用整合筛查行动模型(I-SAM)框架，通过半结构化访谈揭示筛查行为差异。研究发现社交机会、健康素养和自动动机是影响筛查参与的关键因素，为设计社区干预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对实现WHO消除宫颈癌的公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宫颈癌是全球女性第四大常见恶性肿瘤，而筛查是消除疾病负担的核心手段。然而筛查参与率存在显著的社会经济梯度差异——低社会经济地位(SEP)女性不仅面临更高的宫颈癌发病率，其筛查参与率也显著低于高收入群体。这种健康不平等现象在欧洲尤为突出，如罗马尼亚筛查覆盖率仅4.5%，与瑞典78.8%形成鲜明对比。爱尔兰作为承诺2040年消除宫颈癌的国家，其城市都柏林的筛查覆盖率仅为63%，且缺乏针对低SEP人群的参与障碍研究。

为解析这一健康不平等现象，都柏林大学的研究团队采用整合筛查行动模型(Integrated Screening Action Model, I-SAM)——这一融合行为改变轮(COM-B)理论的新框架，对都柏林低SEP女性开展质性研究。通过社区组织招募16名参与者（8名规律筛查者，8名筛查不足者），采用半结构化访谈和框架分析法，首次系统比较了两类人群在身体能力(Physical Capability)、心理能力(Psychological Capability)、身体机会(Physical Opportunity)、社交机会(Social Opportunity)、自动动机(Automatic Motivation)和反思动机(Reflective Motivation)六大维度的差异。

研究主要采用三种方法：1）通过社区合作机构进行目的性抽样，确保样本涵盖不同年龄、族裔和教育水平的低SEP女性；2）运用I-SAM模型指导的半结构化访谈，重点探讨健康服务体验、筛查障碍/促进因素等主题；3）采用框架分析法对访谈文本进行编码，比较规律筛查与筛查不足群体的行为差异。

在自动动机维度，研究发现恐惧存在"双刃剑"效应：规律筛查者将癌症恐惧转化为行动力（"10分钟疼痛值得换取生命"），而筛查不足者则采取回避策略（"想到可能坏消息就不去"）。首次筛查体验尤为关键，经历异常结果处理的参与者呈现两极分化——部分因此建立规律筛查习惯，部分因治疗创伤产生持续回避。

反思动机分析显示，规律筛查者将筛查纳入健康常规（"像看牙医一样定期进行"），而筛查不足者常因生活动荡（无家可归、毒瘾等）将其列为"非优先事项"。值得注意的是，两类人群均认同筛查益处，但筛查不足者在风险评估上更主观，如依赖"感觉健康"或宿命论观点（"该得癌躲不掉"）。

能力维度揭示关键差异：筛查不足组存在显著的健康素养缺陷，包括HPV认知不足（仅结果阳性者了解HPV）、预约流程困惑（"不知道去哪做检查"），以及因精神健康问题导致的"决策准备不足"。相比之下，规律筛查者展现出明确的行动计划（"提前预约下次检查"）和更强的自我效能感。

机会维度差异最为显著。物理机会方面，筛查不足者普遍未收到邀请函（规律筛查组的主要提醒工具），且对医疗服务灵活性要求更高（如穆斯林女性需女性采样者）。社交机会呈现"马太效应"：规律筛查者通过女性社交网络（母女、姐妹、闺蜜）形成支持闭环，而筛查不足者往往社交孤立（移民女性特别强调"独居无人照料"的筛查恐惧）。社区能见度不足也是共性痛点，参与者批评筛查宣传"只在有人病逝时见报"。

讨论部分指出，该研究首次在HPV初筛时代揭示爱尔兰城市低SEP女性的筛查障碍图谱。相较于既往研究，特别凸显了社交机会的核心作用——规律筛查者通过"母女代际传递"和"女性互助网络"形成良性循环，而筛查不足者则陷入"信息孤岛"。研究者提出三级干预策略：个体层面开发易懂的HPV教育材料（解决心理能力障碍）、服务层面强化HCP（医疗卫生提供者）机会性筛查培训（提升物理机会）、社区层面通过女性团体和母系干预促进同伴支持（改善社交机会）。

该研究的创新性在于将I-SAM模型首次应用于宫颈筛查领域，证实该框架能有效识别不同筛查阶段的行为差异。实践意义在于为WHO欧洲区"公平消除宫颈癌"计划提供了精准干预靶点，特别是强调社区共治（如与清真寺合作开发穆斯林友好项目）和数字登记系统建设的重要性。未来研究可扩展至更边缘群体（如罗姆人），并探索自采样等技术创新对低SEP人群的可接受性。

（注：全文严格依据原文数据，所有专业术语如COM-B(能力-机会-动机行为模型)、LLETZ(宫颈转化区大环切除术)等均保留原始表述；作者单位UCD指代都柏林大学；行为理论术语如automatic motivation(自动动机)等首次出现时标注英文原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