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双重效应：基于中国285个城市的实证分析与空间溢出机制

本研究针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的争议性问题，基于中国285个地级市2011-2019年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SDM)进行多维度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存在显著挤出效应，并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机制产生负向空间溢出。研究为防范经济"脱实向虚"提供了重要政策启示，发表于《Sustainable Futures》。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中国"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以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主线，2022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达50.2万亿元，占GDP比重41.5%。然而，这种蓬勃发展背后隐藏着一个关键争议：数字经济究竟是实体经济的"助推器"还是"替代品"？传统观点认为数字技术能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但近年来越来越多证据表明，数字经济可能导致资本"脱实向虚"、加剧区域发展不平衡。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制造业竞争优势弱化的背景下，厘清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真实影响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为解答这一关键问题，中国某研究机构的研究团队在《Sustainable Futures》发表了开创性研究成果。该研究基于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熵值法、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检验和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首次系统揭示了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双重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存在显著挤出效应，并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产生负向空间溢出，这一结论在工具变量法和"宽带中国"政策冲击测试中均保持稳健。

研究主要采用四大关键技术方法：首先通过熵值法构建城市数字经济指数，涵盖互联网发展和数字金融两大维度；其次建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基准关系；然后采用Baron中介效应模型解析产业结构的中介作用；最后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结合地理距离、经济距离和邻接矩阵三种权重分析空间溢出效应。数据来源包括北京大学数字金融指数、城市统计年鉴和EPS数据库，样本覆盖全国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

研究结果部分呈现了多层次发现：

1.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每提升1个单位会导致实体经济发展水平降低0.0428%，证实了显著挤出效应。东部地区(-0.0656)受影响程度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0.0125不显著)，外围城市(-0.0527)比中心城市(+0.021不显著)更易受到冲击。

2. 中介效应分析发现，数字经济通过促进产业结构"软化"（第三产业/第二产业比值提升0.0643个单位）间接抑制实体经济发展，中介效应占总效应比重达39.2%。

3. 空间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存在显著负向空间溢出(W*Dige系数-0.037至-0.6082)，周边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每提升1%，会通过要素虹吸效应导致本地实体经济下降0.0723-6.55%。

4. "宽带中国"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的DID分析证实，试点政策使实体经济指标降低0.0247，且同样通过产业结构渠道发挥作用，验证了结论的因果性。

这项研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均具有突破性意义。理论层面，首次系统揭示了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双刃剑"效应，突破了既有文献单边强调促进作用的局限，构建了"技术-产业-空间"的多维分析框架。实践层面，研究警示需防范数字经济过度发展导致的区域失衡和产业空心化风险，为政府制定差异化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提供了科学依据。特别是研究提出的"产业结构调整"关键节点，为精准施策找到了突破口，如建议加强数字基础设施质量建设、优化数字产业生态布局等。

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如数字经济测度尚未涵盖数字人才等维度，县域经济未被纳入分析等。未来研究可拓展构建更全面的数字经济评价体系，并开展跨国比较分析。这些发现不仅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指导价值，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平衡数字转型与实体经济提供了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