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作模式对儿科器官捐献家庭同意率的影响：基于澳大利亚人群登记研究的启示

这篇综述基于澳大利亚DonateLife Audit数据（2016-2022年），首次证实协作模式（含器官捐献专科护士参与）可使儿科潜在捐献者家属同意率提升22%（OR 4.15, 95% CI 2.47–7.10），显著优于单纯重症医师主导模式（intensivist-only）。研究揭示了家庭决策人数（>2人时同意率降低58%）等关键影响因素，为优化儿童终末期照护中器官捐献（DCDD/DNDD）流程提供循证依据。

　　

引言

在成熟移植体系中，器官捐献（organ donation）被视为ICU终末期照护的常规环节。然而澳大利亚仍有1,800余名患者等待移植，其中儿童因需尺寸匹配器官面临更高死亡风险。家庭同意率直接决定潜在捐献者转化率，但儿童捐献面临独特挑战：患儿极少表达捐献意愿，且婴幼儿（<2月龄）捐献常被视为伦理敏感区。2017年澳大利亚《最佳实践指南》推荐协作模式（collaborative model）——由捐献专科护士与ICU团队共同参与家庭沟通，但儿科领域对此存在争议，部分医师认为其单独沟通（intensivist-only model）更能维系医患信任。

方法

研究采用澳大利亚全国DonateLife Audit数据（2016-2022年），纳入16岁以下潜在捐献者家庭的506次沟通记录（21.9%）。按沟通模式分为协作组（捐献护士+ICU医师）与单独组（仅ICU医师），主要终点为工作人员发起（staff-raised）沟通的同意率差异。采用Clopper-Pearson法计算95%置信区间（CI），Fisher精确检验比较组间差异，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临床影响因素。

结果

1. 模式演变：协作模式使用率从2016年16%升至2022年70%，但低于全国成人平均水平（84%）。
2. 同意率：家属主动询问（family-raised）时同意率达80%，而工作人员发起时仅38%。后者采用协作模式后同意率提升至55%（单独组23%，p<0.01），绝对差异达22%。多因素分析显示协作模式使同意概率提升4.15倍（95% CI 2.47–7.10）。
3. 关键因素：
   • 决策人数>2人时同意率降低58%（OR 0.42, 95% CI 0.24–0.72）
   • 捐献路径（DCDD/DNDD）、年龄、种族无显著影响
4. 人口学特征：两组患儿年龄、性别、住院时长无差异，但协作组沟通时家属参与人数更少（1-2人占56.6% vs 64.3%, p=0.008）。

讨论

协作模式的优势可能源于：

1. 专科护士更擅长哀伤支持，且能专注探索家属对捐献的认知偏差；
2. 避免ICU医师因多重职责导致的沟通时间不足或回避倾向。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家属主动询问后，采用协作模式进行正式沟通仍能提高同意率，反驳了"儿科捐献需单独沟通"的传统观点。

伦理层面，未提供捐献信息可能被家属解读为"孩子不够好"，而协作模式能更系统地整合：

• 患儿生命价值认可
• 家庭核心价值观探讨
• 决策共识构建（尤其应对多人决策困境）

局限性

回顾性研究无法确立因果关系，且未记录专科护士具体参与度。澳大利亚数据的外推性需验证，但协作模式设计符合国际实践（如英国、加拿大）。

结论

协作模式通过专业哀伤支持与系统化沟通，将儿科捐献同意率提升至成人水平。这一发现对减少儿童移植等待名单死亡率具有重要临床意义，建议全球儿科ICU推广该模式。未来需探索如何优化多人决策场景下的沟通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