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创新的消费者态度影响机制研究：感知有用性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针对孟加拉国金融科技(FinTech)服务用户态度(ATT)的影响因素展开实证分析，整合技术接受模型(TAM)、整合型技术接受模型(UTAUT)和感知风险理论(PRT)，探究绩效期望(PE)、努力期望(EE)、社会影响(SI)、便利条件(FC)、财务风险(PFR)和安全风险(PSR)的直接影响及感知有用性(PU)的调节作用。基于398份问卷数据，研究发现PE、EE、SI和FC对ATT呈显著正向影响，PFR和PSR呈较弱负向影响，PU在EE和SI对ATT的影响中发挥差异化调节作用，为新兴市场金融科技推广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金融科技的迅猛发展正在重塑全球金融服务格局，尤其在孟加拉国等新兴市场，移动支付和数字银行服务的普及为金融包容性带来新机遇。然而消费者对创新技术的接受度呈现两极分化——部分用户因便捷性和低成本积极拥抱变革，更多人则因数据安全顾虑和操作复杂性持观望态度。这种认知差异暴露出关键研究空白：传统技术接受理论难以完全解释金融科技场景下用户决策的复杂性，特别是感知有用性(PU)如何调节其他认知因素对态度(ATT)的影响。

为破解这一难题，来自孟加拉的研究团队在《Sustainable Futures》发表了一项开创性研究。通过整合技术接受模型(TAM)、整合型技术接受模型(UTAUT)和感知风险理论(PRT)，构建了包含绩效期望(PE)、努力期望(EE)、社会影响(SI)、便利条件(FC)、感知财务风险(PFR)和感知安全风险(PSR)的综合分析框架。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通过便利抽样收集398名FinTech用户的问卷数据，运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进行假设检验。

关键技术方法包括：基于Likert 7点量表的问卷设计，涵盖PU(5项)、ATT(4项)等8个潜变量；SmartPLS 4.0.8.9软件进行信效度检验(CR>0.7，AVE>0.5)和HTMT判别效度分析；两阶段法检验PU的调节效应，辅以简单斜率分析可视化交互作用。

研究结果揭示多层次发现：

1. 直接影响机制：绩效期望(β=0.671, p=0.042)和努力期望(β=2.915, p=0.002)对态度形成最强驱动，证实UTAUT核心假设；社会影响(β=1.770)和便利条件(β=1.763)均通过显著性检验(p=0.039)，而安全风险(β=0.250)和财务风险(β=0.429)的抑制作用相对较弱。
2. 调节效应异质性：感知有用性强化了努力期望对态度的正向影响(β=1.450, p=0.044)，却意外削弱社会影响的效应(β=-2.667, p=0.004)，表明高PU用户更依赖功能评估而非社会压力决策。
3. 预测有效性：PLSpredict分析显示模型对ATT变量的预测误差(MAE=0.426-0.493)均低于线性回归基准，Q²>0.12证实理论框架的稳健性。

讨论部分深入阐释了理论突破：首先，发现PU对SI的负向调节颠覆了传统技术接受模型的预期，反映金融科技场景下"实用价值优先"的决策特征；其次，FC的直接影响显著但调节不显著(β=1.264, p=0.101)，暗示基础设施属于基础性而非增强性因素。这些发现为差异化推广策略提供依据——对早期使用者应突出EE和PE优势，而对风险敏感群体需强化安全认证和损失补偿机制。

该研究在方法论上创新性地融合多理论视角，实践层面则为孟加拉等新兴市场的金融科技政策制定指明方向：既要通过简化界面设计(提升EE)和增值服务(强化PE)培养用户粘性，也需建立跨部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系来降低PFR和PSR。未来研究可纵向追踪用户态度演变，或比较不同数字金融成熟度地区的文化调节效应，以进一步完善金融科技采纳的理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