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岛牧场可持续管理的知识边界博弈：科学-政策-社会界面协同治理的成败启示

本研究针对冰岛牧场因过度放牧导致的退化问题，通过1997-2021年四阶段边界工作（boundary work）分析，揭示科学知识整合与政策执行的动态博弈。研究发现初期科学家主导的协作框架虽促成行动，但知识共生产（co-production）不足与频繁制度重构削弱了信任，最终导致政策抵制。该研究为跨界面可持续治理提供了机制设计的重要范本。

　　

冰岛广袤的牧场正面临严峻挑战——近千年的人类活动尤其是绵羊放牧，导致该国42%土地沦为荒漠，生态系统修复迫在眉睫。尽管1990年代起政府尝试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农业政策，但政策效果始终不尽如人意。为什么科学共识难以转化为有效行动？哪些因素阻碍了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协同治理？这项由冰岛土壤保护局（SCSI）、农业研究所（ARI）等机构联合开展的研究，通过解剖25年间牧场治理的四个关键阶段，揭示了科学-政策-社会界面（Science-Policy-Society Interface, SPSI）协同的深层机制。

研究团队采用边界工作（boundary work）理论框架，通过文献分析和13位核心参与者的深度访谈，重构了1997-2021年间的政策演变轨迹。关键技术包括：1）基于政府档案和机构通信的历时性文件分析；2）针对科学家、政策制定者和农牧民代表的三方访谈；3）采用演绎-归纳法编码识别关键边界行动事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获取了早期政策制定的原始通信记录，并通过交叉验证确保数据可靠性。

研究结果呈现为四个鲜明阶段：

1. 议程设置期（1997-2003）：科学家主导制定牧场可持续标准（QMS），通过10年过渡期等柔性设计获得初步共识。但政策模糊性为后续冲突埋下伏笔。
2. 认知分化期（2006-2009）：机构重组导致土壤保护局（SCSI）监管权削弱，缺乏系统监测数据加剧农牧民对科学评估的质疑，可持续标准被实质性放宽。
3. 冲突激化期（2012-2015）：农牧民组织成功游说修订政策，但科学界认为新标准牺牲生态严谨性。双方对植被评估方法的根本分歧暴露知识共生产机制的缺失。
4. 信任重建期（2016-2021）：启动GróLind联合监测计划试图弥合分歧，但历史数据复用引发农牧民对"知识挪用"的担忧，最终版《可持续土地利用条例》仍面临合法性争议。

研究发现，早期边界工作的成败关键在于"三元平衡"：科学可信度（credibility）、政策合法性（legitimacy）与农牧民关切（salience）的协同。1990年代末科学家通过将碳汇目标与农牧民利益捆绑，成功推动政策落地；而2000年后监测体系缺失导致知识断层，使可持续标准沦为权力博弈工具。更具启示性的是，看似中立的参与式机制（如GróLind顾问小组）因未能重构权力关系，最终未能化解根本矛盾。

这项发表在《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的研究，为全球牧场治理提供了镜鉴：
1）单纯增加参与度不足以实现转型，必须配套制度性权力再分配；
2）科学家需超越技术专家角色，发展知识中介（knowledge brokerage）能力；
3）适应性治理需要"刚性框架+柔性机制"组合——既要有法律约束力，又要保留在地化调整空间。正如冰岛案例所示，当政策过程能持续整合生态监测与社会反馈时，边界工作才能真正成为可持续转型的催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