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年澳大利亚政府医疗感染预防研究资助的现状与挑战：一项范围综述

本研究针对全球医疗感染预防与控制(IPC)研究投入不足的现状，系统分析了2014-2023年澳大利亚政府资助的10,394项医疗研究项目（总金额197亿澳元）。结果显示：仅有23个IPC项目获得3711万澳元资助（占总投入0.19%），且2020年疫情高峰期为"零资助"。该研究首次量化了IPC研究投入与疾病负担（每年造成10亿澳元损失）的严重失衡，为优化医疗安全研究资源配置提供了关键证据。

　　

在当今医疗体系中，每10位住院患者就有1人会发生医疗相关感染(Healthcare-associated infections, HAIs)，这些感染不仅威胁患者安全，每年更造成澳大利亚约10亿澳元的经济损失。尽管感染预防与控制(Infec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PC)被列为澳大利亚国家医疗安全与质量标准的核心内容，但令人惊讶的是，支撑IPC实践的科研证据中竟有40%基于低质量研究。这种证据缺口与持续增长的抗菌药物耐药性(AMR)危机形成鲜明对比，引发了一个关键问题：我们是否在正确领域投入了足够的研究资源？

为解答这个问题，国外研究团队开展了首项针对政府IPC研究资助的系统评估。研究人员采用Arksey和O'Malley范围综述框架，筛查了2014-2023年间澳大利亚政府资助的10,394项医疗研究项目（总金额197亿澳元），通过严格的纳入标准（聚焦临床IPC干预，排除基础研究和疫苗开发）和双重独立筛选流程，最终锁定23个符合要求的IPC研究项目。

研究主要采用三种关键技术方法：1）系统性检索澳大利亚竞争性资助登记册(ACGR)中的国家级资助项目；2）基于WHO的IPC定义建立标准化数据提取表；3）通过多机构协作验证（包括联系首席研究员和资助机构）确保数据准确性。研究团队特别关注了COVID-19疫情期间的资助趋势变化。

研究结果呈现三个关键发现：

国家研究投入
分析显示23个IPC项目共获3711万澳元资助（单项目中位数110万澳元），仅占医疗研究总预算的0.19%。与心血管疾病（超10亿澳元）和肌肉骨骼疾病（4.94亿澳元）相比，IPC投入严重不足。值得注意的是，NHMRC提供了55.6%的IPC资金（20.65M/37.11M），而专门设立的医学研究未来基金(MRFF)在2017年后贡献了43.6%（16.20M）。

资助项目特征
地理分布显示维多利亚州获得50%的IPC资金（18.68M），新南威尔士州占34%（12.62M）。56%的首席研究员为女性，专业背景以医师（57%）和护士（35%）为主。资助类型中，项目/计划资助占52%， fellowship占39%，包括1个国际临床试验合作项目和1个国家关键研究基础设施项目。

十年资助趋势
2014-2019年间年均资助2.6个项目，而疫情期间（2020-2023）升至3.3个/年。最具警示性的发现是：2020年疫情高峰期竟无任何IPC专项资助，反映出临床压力对科研申请的抑制作用。2021年出现反弹（14.9M），但2023年又回落至80.2万澳元（占比0.03%）。

讨论部分揭示了多重矛盾：尽管IPC是疫情期间的"第一道防线"，但其研究投入与AMR的全球威胁（预计到2050年每年导致1000万人死亡）极不匹配。研究特别指出两个结构性缺陷：1）40%资金集中于两位研究者；2）缺乏类似"痴呆症与老龄护理使命"（MRFF投资1.85亿澳元）的专项计划。不过，研究人员也发现积极信号：部分IPC研究者已从博士后成长为教授，显示该领域人才培养的潜力。

这项发表在《Infection, Disease》的研究具有三重重要意义：首先，首次量化了IPC研究投入的"剪刀差"现象——即在系统重要性最高时（2020年）资助反而归零；其次，揭示了医疗安全研究中"重治疗、轻预防"的资源错配；最后，为制定《国家AMR防控战略》提供了数据支撑。作者建议借鉴MRFF的成功经验，设立IPC专项资助计划，并加强国际临床合作网络建设，以应对未来可能更频繁的传染病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