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青少年物质使用治疗中的问题表征：专业人员对可治疗与难治性问题的认知分析

本研究聚焦瑞典Maria诊所青少年物质滥用治疗体系，通过Carol Bacchi的WPR政策分析框架，探讨专业人员如何将青少年问题表征为与现有干预措施（如尿液检测、动机访谈和认知行为疗法）相适配的"可治疗"或"难治性"问题。研究发现治疗体系优先服务于具有明确药物问题、治疗动机强且接受成人监管的青少年，而将共病严重、犯罪身份认同或支持需求不符的群体边缘化，揭示了政策实践如何通过问题表征影响资源分配和目标人群筛选，为优化青少年物质使用干预策略提供批判性视角。

　　

在瑞典严格的毒品管控政策背景下，青少年物质使用被建构为亟待解决的"大写P问题"(Problems with capital P)。这个北欧国家通过多学科合作的Maria诊所提供戒断导向治疗，但究竟哪些青少年问题被视作适合这种干预？治疗体系是否存在选择性服务倾向？这些问题触及政策与实践的核心矛盾。

斯德哥尔摩大学的研究团队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rug Policy》发表的研究，采用Carol Bacchi(2009)的后结构主义"问题表征"(WPR)分析方法，对20名Maria诊所专业人员开展深度访谈。研究创新性地揭示：治疗体系并非被动应对问题，而是主动塑造着"可治疗"的青少年形象——那些愿意接受尿液监测、具有明确戒毒动机的界限性大麻使用者。而具有复杂精神共病、犯罪网络背景或非传统支持需求的青少年，则被系统性地表征为"难治性"群体。

研究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收集20名临床工作者（包括7名科室主任、4名咨询师和5名护士）的实践经验数据，通过WPR框架的六个问题链进行主题编码。特别关注三类被边缘化的青少年群体：需要精神科转诊的共病患者、参与犯罪网络的青少年，以及将治疗场所社交化的非典型服务使用者。

在"可治疗问题的表征"部分，研究发现典型服务对象被建构为"偶尔尝试大麻的青春期男孩"，其问题可通过动机访谈(MI)和认知行为疗法(CBT)等标准化干预解决。尿液检测阴性成为多重改善的替代指标，包括家庭关系修复和日常功能恢复。这种表征基于瑞典毒品政策的核心假设——物质使用是其他生活问题的根源而非表现。

"难治性问题的表征"章节揭示三类边缘化群体：1)精神共病患者被要求先实现尿检阴性才能转诊，强化了"物质使用障碍优先"的诊疗层级；2)犯罪网络青少年拒绝治疗对话的"街头守则"与强调自我披露的咨询模式冲突；3)将治疗场所作为安全社交空间的需求被贬为"错误动机"。这些发现印证了Bryant等(2022)提出的"医疗化框架"局限——过度关注可诊断的行为障碍，忽视结构性不利因素。

讨论部分尖锐指出：当前体系通过问题表征实现双重筛选——既筛选适合干预的青少年，也筛选出符合政策叙事的"成功案例"。这种机制可能导致资源错配，使高需求的叛逆青少年更难获得帮助。研究者建议借鉴丹麦的奖励干预模式，发展非戒断导向的减害服务，并警惕将青少年简单区分为"需要帮助者"与"危险分子"的分类逻辑。

该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解构了瑞典青少年物质使用治疗的"自然化"叙事，揭示政策如何通过专业实践生产特定的问题认知。这不仅为北欧毒品政策研究提供新视角，更对全球青少年物质使用干预的公平性设计具有启示价值——真正的包容性体系应当容纳多元的青少年生活现实，而非要求他们适配既定干预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