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海洋资源政策制定中可持续性方法的重要性：从法律概念到战略环境评估的路径探索

针对智利渔业可持续性立法概念缺陷及资源管理危机，Paulo Sepulveda通过法律分析与能源政策案例研究，提出基于环境法框架的战略环境评估(SEA)体系，为构建系统性、预防性渔业政策提供导航图，对全球海洋资源治理具有范式意义。

　　

智利作为全球渔业捕捞量前十的国家，其6400公里海岸线滋养着120万平方公里领海和368万平方公里专属经济区，却深陷渔业资源枯竭的泥潭。1995年竹荚鱼(Trachurus murphyi)年捕获量达440万吨的辉煌，在20年内骤降至22万吨，这场"竹荚鱼危机"暴露了单纯配额管理的失效——2012年智利可持续状态渔业单位占比不足28%，54%仍处于过度开发状态。更严峻的是，19个底栖资源因缺乏生物参考点(BRP)而无法评估，折射出立法层面"萎缩的可持续性概念"缺陷：现行法律将可持续性简化为代际公平，却忽略了环境维度这一核心支柱。

智利研究者Paulo Sepulveda在《Marine Policy》发表的这项研究，如同给迷航的渔业政策装上罗盘。通过解构环境法中的可持续性三重底线原则（环境-经济-社会），研究者发现智利《渔业总法》(AGBE)的定义缺失生态承载力关键要素。令人耳目一新的是，团队从能源政策转型中找到了破局钥匙——当智利在1998年大旱中被迫放弃单一水电依赖时，正是战略环境评估(Strategic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SEA)框架推动了能源结构多元化。这种强调系统性、预防性和民主参与的方法，在渔业领域却长期被忽视。

研究采用法律文本分析、跨国渔业管理案例比较和SEA框架移植三大方法，特别分析了南太平洋区域渔业管理组织(SPRFMO)2012年生效后竹荚鱼资源回升至92万吨的实证数据。

【General considerations about sustainability】
研究溯源1987年《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揭示完整可持续性应包含"人类-环境"互动系统的动态平衡。对比发现智利法律将可持续性狭隘定义为"不损害后代期望的持续改善"，这种去环境化的概念如同没有指南针的航海图。

【The normative concept of sustainability in Chile】
法律解剖显示，《渔业总法》第2条g款将气候变化纳入但回避生态阈值问题。更严重的是，科学委员会仅被授权建议配额范围，而最终决定权仍属政治机构，这种"半科学决策"模式导致1998-2012年间竹荚鱼配额持续高于实际捕获量。

【Case study of the national energy policy in Chile】
能源领域SEA应用案例极具启发性。通过强制评估不同能源方案的环境累积效应，智利光伏装机量十年增长40倍。这种"预防性政策设计"经验可直接迁移至渔业，例如建立捕捞活动对海洋食物网的级联效应模型。

【Conclusion】
研究构建的"SEA渔业政策框架"包含四大支柱：1) 基于生态系统方法(Ecosystem Approach)建立生物-社会复合系统模型；2) 将最大可持续产量(MSY)计算升级为多物种评估；3) 设立跨部门科学委员会并赋予决策权；4) 强制实施累积影响评估。该框架使2013年法律改革后竹荚鱼资源恢复速度提升300%，为全球跨国鱼种管理提供制度蓝本。

这项研究的深远意义在于，它首次证实环境法原则可修复部门法的概念缺陷。研究者特别指出，当前54%渔业单位的不可持续状态实为"立法性资源枯竭"——当法律本身缺乏生态维度时，任何管理措施都如同在漏船上排水。而SEA框架的民主参与机制，更能化解渔业社区对限捕政策的抵触，这正是实现FAO提出的"205年渔业增产16%"目标的关键制度设计。正如论文结尾的警示：没有系统性的法律变革，智利将永远困在"危机-应急改革-新危机"的循环中，而这份研究提供了打破循环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