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人畜共患病溢出：气候变化、栖息地破坏和丛林肉贸易如何加剧蝙蝠驱动的病毒性疾病风险

（编辑推荐）本综述系统阐释了蝙蝠作为天然病毒库的免疫学机制（如DNA损伤应答减弱），揭示了气候变暖（global warming）、栖息地碎片化（habitat fragmentation）及丛林肉交易（bushmeat trade）如何通过人畜共患溢出（zoonotic spillover）加剧埃博拉（Ebola）、尼帕（Nipah）等新发传染病风险，为生态-医学交叉研究提供关键视角。

　　

Abstract
作为自然界的生态工程师，蝙蝠通过控制昆虫种群（单只蝙蝠每小时可捕食1000只蚊虫）、促进植物授粉（如龙舌兰和榴莲依赖蝙蝠传粉）及营养循环维持生态系统平衡。其独特的生物学特性——包括飞行代谢产生的活性氧（ROS）耐受性、干扰素（IFN）通路持续激活但炎症反应受抑制的免疫特征，使其成为马尔堡病毒（Marburg virus）、SARS相关冠状病毒（SARSr-CoV）等60余种人兽共患病毒的天然宿主。

免疫适应机制
蝙蝠的基因组分析揭示：

1. DNA损伤修复基因（如ATM/ATR）表达下调，允许飞行时代谢应激下的基因组不稳定性
2. 炎症小体（NLRP3）活性受控，避免病毒携带时的过度免疫病理损伤
3. 干扰素刺激基因（ISG）组成性表达，形成"抗病毒但不发病"的独特表型

溢出风险放大器
气候变暖迫使蝙蝠迁徙至人类聚居区（温带蝙蝠分布区北移达16公里/十年），而热带雨林砍伐使病毒携带率提升1.7倍。刚果盆地的丛林肉市场调查显示，每吨交易蝙蝠中可检出4.2种新型病毒。这些因素协同作用，使R₀（基本传染数）＞1的溢出事件概率增加300%。

Graphical abstract
图示呈现"生态压力-蝙蝠适应性-人类接触"的三级级联模型：全球变暖→蝙蝠栖息地压缩→免疫应激→病毒脱落增加→丛林肉市场/旅游探险→跨物种传播。该模型被用于预测东南亚和西非的下一次大流行热点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