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农业转型中瑞士农民对虚拟围栏与自主除草机器人技术接受度的心理与社会因素分析

为解决数字化农业技术在小规模农场中的接受度问题，瑞士研究人员针对939名农民开展调查，探究其对虚拟围栏(Virtual Fence)和全自主除草机器人(Fully Autonomous Hacking Robots)的态度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对技术的接受度受年龄、数字能力(Digital Competence)、风险-收益评估(Risk-Benefit Perception)及农场特征等多维度影响，为政策制定者优化技术推广策略提供了实证依据。

　　

随着全球农业数字化转型加速，智能机器人、传感器和卫星技术正重塑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然而，技术推广面临关键瓶颈：农民对创新技术的接受度受复杂心理和社会因素制约，尤其在以小规模家庭农场为主的瑞士（农场平均规模仅21公顷），这一问题更为突出。虚拟围栏(Virtual Fence)作为精准畜牧技术(Precision Livestock Farming)，可通过GPS定位实现无物理围栏放牧；全自主除草机器人则能精准识别并清除杂草，减少除草剂使用。尽管这两项技术尚未在瑞士合法化，其潜在效益与风险如何被农民权衡，将直接影响未来农业技术落地。

为破解这一难题，瑞士联邦理工学院(ETH Zurich)的Linda Reissig与Michael Siegrist团队开展了一项覆盖939个瑞士农场的全国性调查。研究采用混合方法：先通过在线问卷收集数据，两周后对未响应者邮寄纸质问卷，最终以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因素。关键变量包括农民数字能力(Digital Competence)、技术交互亲和力(Affinity for Technology Interaction, ATI)、风险-收益感知量表(Risk-Benefit Perception Scale)等，所有量表Cronbach's α均>0.7，确保信度。

农民对数字化农业的总体态度
约41.2%农民对农业数字化持积极态度，仅15.5%明确反对。回归分析显示，态度受多重因素影响：经济状况良好(β=0.09)、技术交互亲和力高(β=0.35)的农民更倾向支持数字化；年龄每增加1岁，接受度下降0.6%(β=-0.06)。值得注意的是，高等教育背景和数字能力分别带来6%和20%的态度正向偏移，凸显教育在技术推广中的杠杆作用。

技术特异性接受度差异
虚拟围栏接受度显著低于除草机器人（均值2.61 vs 3.62，5分量表）。农场规模每增加1公顷，虚拟围栏接受度下降0.25个标准差(β=-0.25)，而劳动力每增加1人则提升23%接受度(β=0.23)。对于除草机器人，高等教育农民接受度高出15%(β=0.15)，但农场特征无显著影响。

风险-收益权衡的核心作用
两种技术的接受度均高度依赖风险-收益评估。虚拟围栏的收益感知(β=0.48)影响强于风险感知(β=-0.17)；除草机器人同样呈现收益驱动(β=0.27)与风险抑制(β=-0.20)的双路径模型。农民认为除草机器人在保护土壤(4.05/5分)和减少除草剂(4.05/5分)方面效益突出，而虚拟围栏的动物福利争议(3.53/5分)成为主要顾虑。

这项研究揭示了小规模农业体系下技术采纳的独特规律：

1. 心理因素主导：与传统认知不同，农场结构特征(如面积、牲畜数量)的解释力远低于农民个体的风险-收益评估和数字能力，这对"技术适配农场规模"的传统假设提出挑战。
2. 技术接受度的异质性：虚拟围栏因涉及动物行为干预被视为"颠覆性创新"，其接受度更依赖农场运营特征；而除草机器人作为现有技术的升级，接受度更多由农民教育水平决定。
3. 能力鸿沟效应：数字能力与高等教育分别解释20%和6%的态度变异，预示农业数字化转型可能加剧资源不平等，需配套能力建设计划。

研究建议建立"示范农场"(Model Farms)网络，通过同伴学习降低技术认知门槛。瑞士联邦农业局(FOAG)可参考本研究结果，在推广RAUS(定期户外运动)等生态政策时，将农民教育计划与数字技术培训捆绑实施。未来研究需追踪技术合法化后的实际采纳行为，并探索农民在完全自主农业系统中的角色演变。

该成果发表于《Smart Agricultural Technology》，为理解家庭农场决策机制提供了新范式，其方法论框架可推广至其他面临数字化转型的小规模农业经济体。研究同时警示：若忽视农民心理因素与能力建设，农业数字化可能从生产力工具异化为社会排斥机制，这一洞见对全球粮食系统的包容性发展具有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