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辈社会经济劣势与孙辈精神障碍的跨代传递：父母社会经济与心理社会因素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针对精神健康不平等代际传递机制这一重要公共卫生问题，通过分析瑞典斯德哥尔摩多世代队列(SBC Multigen)中11,299名1953年出生者及其三代家族数据，首次系统揭示了祖辈社会经济劣势(SES G0)通过父母心理社会劣势(PSY G1)特别是母亲因素影响孙辈精神障碍(PD G2)的跨代传递路径。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发现，祖辈劣势通过单亲养育、精神障碍和犯罪行为等父母心理社会因素产生标准化中介效应0.101(95%CI 0.073-0.130)，为制定针对性干预策略提供了科学依据。

　　

精神健康问题如同家族密码，往往在代际间悄然传递。虽然遗传因素广受关注，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社会经济劣势这种"环境毒素"同样能在家族血脉中沉淀，甚至跨越三代产生影响。既往研究多聚焦于父母因素对子女精神健康的影响，但对祖辈社会经济条件如何"隔代"塑造孙辈心理健康的机制仍知之甚少。这种认知空白使得公共卫生干预如同隔靴搔痒，难以阻断不平等现象的代际循环。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研究团队Baojing Li等人在《Scientific Reports》发表的重要研究，犹如打开了一扇观察三代互动的科学窗口。研究者利用独特的斯德哥尔摩出生队列多代研究(SBC Multigen)数据，追踪了1953年出生的11,299名"中间代"父母(G1)及其22,598名祖辈(G0)与24,707名孙辈(G2)的完整生命历程，构建起跨越半个世纪的三代家族图谱。这项研究创新性地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这一能同时处理潜变量和缺失数据的先进统计方法，系统解析了社会经济劣势在代际间传递的复杂路径。

研究团队采用的关键技术方法包括：1)基于瑞典国家登记系统的多源数据链接技术，整合人口登记、收入登记、患者登记和犯罪登记等数据；2)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中的加权最小二乘法(WLSMV)和最大似然估计(MLF)处理二分类变量；3)通过多组比较分析考察父母与孙辈性别差异；4)采用医院住院记录(ICD-9/10诊断编码)客观定义精神障碍结局，排除高遗传性障碍以减少混杂。

研究结果揭示了三代间令人警醒的关联模式：
【主要发现】标准化分析显示，祖辈社会经济劣势与孙辈精神障碍存在显著关联(总效应0.155，95%CI 0.099-0.211)，这种关联完全由父母心理社会因素中介，而父母社会经济因素的中介作用不显著。这一发现挑战了传统认知，表明物质条件的代际传递可能需先"转化"为心理社会风险才能影响下一代精神健康。

【性别差异】分析呈现鲜明的性别分化模式：母子组合(母亲-儿子/女儿)的中介效应(0.139/0.109)显著强于父子组合，且同性别传递路径(父-子/母-女)的总效应更强(0.196/0.208)。这暗示母亲在代际传递中的核心地位和性别认同可能产生的放大效应。

【风险因素】具体中介路径分析发现，祖辈劣势通过增加父母代单亲养育(母亲达17%vs父亲3%)、精神障碍(6-9%)和犯罪行为(父亲21%vs母亲6%)等心理社会风险，进而提升孙辈住院风险。值得注意的是，物质条件指标如低收入(约25%)、失业(3-8%)和居住拥挤(4-18%)虽在代际间相关，但未显示独立中介作用。

讨论部分深入阐释了这些发现的科学价值：在理论层面，研究验证了累积不平等理论的预测，揭示劣势如何像滚雪球般在代际间积累放大。特别是发现心理社会因素而非经济因素的关键中介作用，为理解"贫穷如何重塑大脑"提供了新视角——物质匮乏可能先扭曲家庭情感环境和行为模式，继而影响后代精神健康。在方法学上，研究创新性地将SEM应用于多代分析，为类似研究树立了范式。

该研究的现实意义尤为突出：首先，它指明心理社会干预，特别是针对母亲的支持计划，可能是打破精神健康代际循环的有效切入点。其次，研究发现瑞典福利政策可能缓冲了经济劣势的直接危害，这为其他国家设计社会政策提供了参考。最后，研究强调需要建立跨代预防体系，将祖辈社会经济状况纳入儿童精神健康风险评估。

当然，研究也存在若干局限，如未能完全排除遗传混杂、仅涵盖需住院的严重病例等。这些局限恰为未来研究指明了方向：需要整合基因-环境交互分析，拓展到门诊病例，并探索文化差异的影响。这项开创性研究如同拼齐了代际传递拼图的关键一块，为理解精神健康不平等的家族根源提供了全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