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居民与野生动物的距离：人口参数与自然体验如何影响动物可接受栖息范围

本研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慕尼黑居民对32种城市动物的栖息偏好，揭示教育水平、自然体验(如参与社区野生动物保护)等人口学特征显著影响居民对动物栖息距离的接受度，为缓解人兽冲突(HWC)和城市生物多样性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如何与野生动物共存成为重要议题。联合国数据显示，全球超半数人口居住在城市，而《SURGe》倡议明确提出要建设更具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城市。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是否喜欢动物"的笼统态度，忽视了不同动物物种的差异性和居民特征的复杂影响。例如，松鼠可能备受喜爱，而老鼠常被视为公害。这种认知差异导致传统调查结果失真，也阻碍了精准化城市生态规划的实施。

为破解这一难题，德国Technische Universit?t München的研究团队在《Basic and Applied Ecology》发表创新研究。他们采用多组结构方程模型(Multigroup SEM)，以慕尼黑301名居民为样本，分析32类城市动物（涵盖哺乳动物、鸟类、节肢动物等）的栖息偏好。研究发现：教育程度高、参与社区园艺活动者更倾向接受动物近居，而住独栋住宅者则相反；有趣的是，宠物主人虽对动物态度积极，却希望野生动物远离住所。该研究首次系统揭示了人口参数与自然体验通过态度中介效应影响空间偏好的机制，为差异化城市生态设计提供了量化依据。

研究采用三大关键技术：1) 基于Likert量表和关系尺度（Homezone/Neighbourhood/City-wide/Nowhere）的问卷调查；2) 使用PiecewiseSEM进行多组变量选择与路径约束；3) 通过Lavaan计算直接/间接效应。其中创新性地将动物种类作为分组变量，允许不同物种存在差异化路径系数。

【主要结果】

1. 人口参数的全局影响
   教育水平(β=0.32)和参与社区园艺(β=0.41)显著缩短可接受距离，而居住独栋住宅(β=-0.28)则增加距离需求。这些效应在所有32种动物中保持一致，不受物种特性影响。

2. 自然体验的双向调节
   曾目睹特定动物者对其栖息距离要求呈现物种特异性：7种动物（如刺猬、蜜蜂）被允许更近，但鼹鼠(β=-0.17)和貂(β=-0.21)例外。值得注意的是，宠物主人对25种动物要求更远距离，尽管其态度评分并不消极。

3. 态度中介效应
   帮助野生动物(β=0.39→0.42)和享受自然(β=0.35→0.38)通过提升好感度间接缩短距离，而年龄则通过双重路径产生复杂影响：直接效应(β=-0.15)要求更远，但通过态度中介后对部分物种（如黄蜂）反而缩短距离。

【讨论与意义】
该研究突破性地揭示：城市居民对动物的空间偏好是"理性计算"（如花园害虫管理）与"情感投射"（如对野生动物的共情）共同作用的结果。特别发现社区园艺参与者的生物亲和性显著高于普通园主，暗示接触动机（生产vs.休闲）可能比接触本身更重要。对于城市规划者，研究建议：1) 在公寓密集区优先引入节肢动物等低冲突物种；2) 通过公民科学项目提升居民物种辨识能力；3) 需区分宠物与野生动物管理政策。

局限性在于未细分宠物饲养方式（室内/外）的影响，且样本集中于德语区城市。未来研究可结合动物生态特征（如夜行性、体型），建立"物种特性-人类偏好"预测模型。这项研究为实施《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城市路径提供了关键社会科学依据，证明精细化物种管理比笼统的"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更具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