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中心治理视角下民族山区村域“三生空间”优化路径研究——基于中国云南哈尼族村寨的实证分析与全球可持续发展启示

针对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PLES）功能冲突与集体行动弱化难题，本研究以云南哈尼族村寨为案例，构建多中心治理（Polycentric Governance）框架，揭示多元主体协同机制与文化嵌入效应，为全球山区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在全球城市化与生态危机交织的背景下，乡村空间治理正面临“生产-生活-生态”功能（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 PLES）失衡的严峻挑战。尤其在资源禀赋有限的民族山区，传统治理模式难以调和土地多功能冲突，导致集体行动能力持续弱化。这一困境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成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核心障碍。中国于2012年提出“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适度宜居的生活空间、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战略目标，但如何通过治理创新实现这一愿景，仍是国际学界亟待破解的难题。

针对这一科学问题，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的研究团队以云南红河州绿春县松东哈尼族村寨为研究对象，在《Habitat International》发表重要成果。研究创新性地将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的多中心治理理论（Polycentric Governance）引入乡村复合空间治理领域，构建了包含“外部环境-主体协作-制度反馈-文化适应”的分析框架。通过田野调查、深度访谈与空间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系统解析了该村寨在生物物理条件严酷、民族文化独特背景下，如何通过多元主体协同实现PLES优化的动态机制。

关键方法
研究采用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IAD Framework），通过3年追踪调查获取松东村地理、人口、产业等基础数据；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PRA）记录村民、政府、企业等主体的治理行为；结合空间叠置分析量化2000-2020年PLES格局演变；通过民族志方法解码哈尼族“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素同构文化对规则制定的影响。

研究结果

1. 外生变量塑造治理起点
松东村海拔落差达1800米，耕地破碎化指数达0.73，属典型山地资源约束型村寨。哈尼族占总人口98%，其“自然崇拜-稻作文化-水源祭祀”传统形成独特的社区属性。研究发现在橡胶种植扩张期（2005-2015），生产空间侵占生态空间导致水土流失加剧，印证了“资源诅咒”假说。

2. 多元主体协同机制
通过构建“政府-合作社-农户-非遗传承人”扁平化网络，形成三级联动体系：县级国土部门提供GIS技术支持，村集体主导梯田修复，妇女组织发展生态刺绣产业。利益联结机制使各主体共享旅游收益的35%，较单边治理时期提升17个百分点。

3. 文化-制度动态适应
哈尼族“昂玛突”祭祀仪式被创新性转化为生态保护公约，通过“神林认养-梯田共管”将传统知识（TEK）纳入现代规则。定量分析显示，文化嵌入使生态补偿协议执行率从62%提升至89%。

4. 空间优化成效
2020年监测数据显示：生产空间集约度指数提高1.8倍，民宿集群使生活空间舒适度达省级标准，森林覆盖率回升至68%。红外相机记录到黑颈长尾雉等5种濒危物种重现，证实生态功能显著增强。

结论与意义
该研究首次验证了多中心治理在乡村复合空间场景的有效性，揭示出“主体网络扁平化-利益联结制度化-文化规则现代化”的驱动路径。理论层面，突破了传统“政府-市场”二元对立范式，将文化实践（Cultural Praxis）作为动态变量纳入制度分析；实践层面，为全球山区、边境、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复制的“中国方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哈尼族“人-地-神”三位一体宇宙观与现代生态文明的融合经验，对安第斯、北极等原住民地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研究同时指出，多中心治理需警惕“政策悬浮”风险——当外部干预与社区内生规则冲突时，可能引发形式主义。未来研究应加强跨文化比较，探索不同宗教传统下的治理适配机制。这些发现不仅填补了公共事物治理理论在空间维度的空白，也为实现“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目标提供了新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