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杜塞尔多夫GeSoLei大展中"不可言说之疾"的视觉化呈现：性病展览与社会卫生学的交织叙事

本文深度剖析1926年魏玛共和国时期杜塞尔多夫"健康护理、社会福利与体育锻炼大展"（GeSoLei）中性传播疾病的展览策略。通过分析蜡像模型（Moulages）、交互展品和信息展板等视觉媒介，揭示医学教育、道德规范与美学展演的三重张力，探讨性病如何被建构为威胁"民族健康"（Volksgesundheit）的社会问题。研究特别关注展览如何将种族卫生学（Rassenhygiene）与社会卫生学（Sozialhygiene）理念融入性病防治宣传，同时刻意回避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Magnus Hirschfeld）倡导的性多元议题，为理解20世纪初医学化（Medicalization）与道德化进程提供典型案例。

　　

【引言】
1926年杜塞尔多夫举办的GeSoLei大展堪称魏玛共和国时期最具野心的公共卫生教育实验。这场占地40万平方米、吸引750万参观者的盛会，通过工业家恩斯特·波恩根（Ernst Poensgen）和儿科专家阿瑟·施洛斯曼（Arthur Schlo?mann）等人的策划，将性病防治纳入"民族疾病、民族缺陷与民族恶习"展区，与结核病、酒精中毒并列展示。展览建筑由设计德累斯顿卫生博物馆的威廉·克瑞斯（Wilhelm Kreis）操刀，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沉浸式布展技术，包括414个立体透视模型（Dioramas）和互动展项。

【性病与卫生教育】
展区核心是德累斯顿卫生博物馆提供的病理蜡像（Moulages）和统计图表，采用威慑性视觉策略。入口处"保持贞洁"和"远离淫秽出版物"的警示标语，配合展示三期梅毒患者面部溃烂的蜡像，形成强烈的心理冲击。特别设计的"性病咨询站"通过发光展柜动态演示瓦塞尔曼反应（Wassermann reaction）的梅毒检测过程，这种将诊断技术剧场化的手法，使抽象医学知识具象化。值得注意的是，策展人玛尔塔·弗伦克尔（Marta Fraenkel）刻意减少实体标本数量，转而采用等比例放大的彩色病理图谱，以增强视觉传播的普适性。

【种族卫生学的渗透】
在"遗传学与种族卫生"展馆（Ge II展区），性病被建构为威胁民族基因库的致命因素。德累斯顿博物馆馆长马丁·沃格尔（Martin Vogel）设计的统计图表显示，梅毒螺旋体可导致"87%后代出现精神缺陷"。一组题为《梅毒对后代的谋杀性影响》的系列展板，引用维也纳儿科医生马克斯·卡索维茨（Max Kassowitz）的"退化理论"，将道德缺陷（如"放荡"）与生物遗传性混为一谈。这种将优生学（Eugenik）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杂糅的叙事，通过标准化视觉模板得到强化，如采用红黑对比色突出"不洁性行为导致的民族衰败率"。

【被遮蔽的性多元议题】
展览刻意回避同期柏林性科学研究所的先锋研究。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Magnus Hirschfeld）关于同性恋和跨性别的研究成果完全缺席，激素治疗性功能障碍的展项也被简化成"婚姻咨询"板块的附属内容。这种选择性呈现暴露了GeSoLei的内在矛盾：一方面采用前卫的交互展陈技术，另一方面坚守传统性别秩序。展品中反复出现的"理性人口管理"（rationale Menschenwirtschaft）标语，暗示着将性病防控工具化为劳动力再生产的手段。

【结论与当代回响】
GeSoLei构建的性病视觉话语体系，成为观察魏玛共和国社会焦虑的棱镜。通过将医学标本转化为道德警示物，展览创造了独特的"卫生现代性"范式。其采用的威慑教育模式（如放大病理特征）与标准化视觉模板，至今仍影响着公共卫生传播实践。而展览对种族卫生学的拥抱与对性多元的排斥，则提醒我们反思医学话语中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复杂纠缠。当代研究者可从这种历史个案中汲取教训：公共卫生教育需要在科学严谨性与文化包容性之间寻找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