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思维对激进与渐进创新的差异化影响机制：基于创新阶段的调节效应分析

【编辑推荐】本研究针对设计思维(DT)在创新管理中应用效果的争议，通过资源协奏理论(ROT)框架，首次量化分析了DT对激进创新(radical innovation)和渐进创新(incremental innovation)的差异化影响，并揭示创新阶段(ideation stage vs. product development stage)的关键调节作用。基于446家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实证数据，发现DT对两类创新均有促进作用，但在构思阶段对渐进创新的强化效应更显著。该成果为《Technovation》期刊论文，为企业在不同创新类型和阶段中精准配置DT资源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南。

　　

在人工智能和数字化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企业创新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以产品为中心的思维模式和阶段门(stage-gate)创新方法已难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设计思维(Design Thinking, DT)作为一种以用户为中心、强调多学科协作和迭代的创造性问题解决方法，被IBM、美的等中外企业广泛采用。然而实践中发现，DT项目失败率居高不下——有的团队通过DT实现了突破性创新(如IBM设计中心)，有的却仅获得微改进(如Robbins 2018年案例)，这种效果差异使得学界对DT是否真能同时促进激进创新(radical innovation)和渐进创新(incremental innovation)产生严重分歧。更棘手的是，DT在创新不同阶段(构思阶段ideation stage与产品开发阶段product development stage)的应用效果也存在争议，Nakata 2020年甚至指出后期滥用DT会导致资源错配。这种理论认知的混乱严重制约了DT在创新管理中的科学应用。

为破解这一难题，中国某高校研究团队在《Technovation》发表重要研究成果。研究者创新性地引入资源协奏理论(Resource Orchestration Theory, ROT)，认为DT本质上是一种可通过"构建-捆绑-利用"动态管理创新资源的特殊能力。通过针对446家"中国制造2025"政策下的制造业企业(涵盖家电、汽车等行业)开展大样本问卷调查，采用AMOS 23软件进行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特别处理了DT作为二阶反射型构念和创新阶段作为二元调节变量的特殊建模需求。

研究结果部分呈现多重发现：

1. 主效应验证：DT对激进创新(β=0.37, p<0.01)和渐进创新(β=0.42, p<0.01)均具显著正向影响，支持DT具有"双元性"(ambidexterity)特征。ROT视角解释显示，DT能通过"资源结构化"打破认知惯性，又通过"资源捆绑"实现技术重组。
2. 阶段调节效应：构思阶段DT对渐进创新的促进强度(β=0.51)显著高于产品开发阶段(β=0.33)，证实H?lzle提出的"前端优势假说"；但令人意外的是，DT对激进创新的作用强度在两阶段无显著差异(Δβ=0.02, p>0.1)，反驳了Nakata关于DT后期无效的观点。
3. 机制解析：通过多群组分析发现，DT在构思阶段更易通过"用户共情"激发渐进改进，而其对技术范式颠覆的作用则贯穿创新全程，这解释了Radnejad 2021年提出的"DT时空延展性"现象。

结论部分强调，该研究首次量化证实DT效果存在"创新类型-阶段"双维度差异：对渐进创新应聚焦构思阶段密集投入，而对激进创新则需全流程布局。理论层面，不仅弥合了Bicen与Robbins的学术争论，更将ROT的应用拓展至DT研究领域；实践层面，为美的等企业设立创新设计中心提供了阶段化配置DT资源的科学依据。研究局限性在于样本仅涵盖制造业，未来可延伸至服务业验证结论普适性。这项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8BGL041)支持的工作，标志着中国学者在创新管理方法论研究领域取得重要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