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儿童福利调查中的种族偏见与歧视风险：个案工作者对评估变异性与家庭参与条件的认知研究

本研究通过14位瑞典儿童福利服务(CWS)个案工作者的深度访谈，探讨了涉及少数族裔家庭的调查评估中可能存在的歧视性实践。结合决策生态学(DME)框架和阿恩斯坦参与阶梯理论，揭示了评估变异性的多维度影响因素，包括个案工作者态度、组织文化及结构性障碍，为促进反压迫社会工作实践提供了重要启示。

　　

在瑞典这个以平等著称的福利国家，儿童福利服务(Child Welfare Services, CWS)系统却面临着日益凸显的种族平等挑战。随着移民人口增长，少数族裔家庭在CWS调查中的过度代表现象引发关注——数据显示，移民背景儿童被安置在寄养照顾(out-of-home care)的比例显著高于本土家庭。这种差异究竟源于真实的家庭风险因素，还是系统性的评估偏差？这个问题直指社会福利系统的核心矛盾：在保护儿童权益与尊重文化多样性之间，如何确保公平正义？

针对这一关键议题，来自瑞典的研究团队开展了开创性研究。通过深度剖析CWS个案工作者的专业认知，研究团队首次系统揭示了评估决策过程中潜在的歧视性机制。这项发表在《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的重要研究，采用了创新的理论整合框架——将决策生态学(Decision-Making Ecology, DME)与阿恩斯坦(Arnstein)的参与阶梯理论相结合，为理解儿童福利领域的结构性不平等提供了全新视角。

研究采用定性内容分析方法，对14位来自7个不同行政区的CWS个案工作者进行半结构化访谈。样本设计注重多样性，覆盖不同规模城市及高移民密度社区。通过NVIVO 12软件辅助分析，数据按DME框架分类为案例因素、个案工作者因素、组织因素和外部因素四大维度，并结合参与阶梯理论进行批判性解读。

研究结果呈现出复杂的决策生态。在"案例-儿童与家庭处境"维度，社会经济剥夺与语言障碍构成主要挑战。典型情境包括：单亲母亲承担过重育儿责任却缺乏支持系统；青少年犯罪多涉及少数族裔男孩；父母因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影响育儿能力等。值得注意的是，个案工作者普遍观察到"文化认知差异"现象——如对体罚的规范理解分歧，这往往导致评估标准的不一致。

在"个案工作者"维度，研究揭示了两种相互矛盾的偏见模式："文化缺陷倾向"导致对少数族裔家庭过度干预，如将行为问题简单归因于文化背景；而"文化相对主义倾向"则造成干预不足，如对体罚行为降低处理标准。一位受访者坦言："当名叫Fatima的女孩遭遇荣誉暴力时，人们会说'这是家务事'，但名叫Kalle的男孩遭遇家暴就会立即引起重视"。

组织层面的障碍尤为突出。资源限制导致翻译服务不足，非瑞典语家庭仅能获得调查摘要而非全文；电话口译员经常遗漏敏感内容；更有案例显示口译员擅自加入歧视性评论。结构性矛盾体现在：法律要求家长同意才能干预，但这在缺乏系统信任的移民家庭中形成悖论。一位工作者感叹："我们宁愿花5000克朗聘请无效的联络人，也不愿花2000克朗满足青少年加入体育俱乐部的合理需求"。

通过阿恩斯坦阶梯分析，研究发现CWS实践多停留在"告知"(第三级)和"咨询"(第四级)等低参与层级，远未达到"合作"(第六级)的理想状态。典型障碍包括：文档仅提供瑞典语版本；目标设定由工作者主导；资源限制阻碍深度沟通等。这种参与不足与结构性歧视形成恶性循环——弱势家庭既缺乏参与能力，又被剥夺参与机会。

在讨论部分，研究团队尖锐指出：歧视本质上是结构性问题，不能简单归咎于个别工作者。瑞典福利系统"色盲"(colorblind)的自我认知，反而阻碍了对系统性偏见的反思。研究建议从三方面改进：一是用"文化谦逊"(cultural humility)替代有争议的"文化能力"培训，强调自我反思而非文化知识灌输；二是建立安全空间，鼓励团队讨论歧视案例而不陷入道德指责；三是改革资源配置，确保翻译服务等基础支持。

这项研究的重要价值在于其方法论创新——首次将DME框架用于批判性社会工作研究，揭示了儿童保护决策中微观-宏观因素的复杂互动。实践意义上，研究为瑞典CWS系统提供了具体的改进路线：开发抗偏见的评估工具、加强口译员培训、建立反歧视监督机制等。更深远的是，它挑战了北欧福利模式"天生平等"的迷思，为全球移民社会的儿童保护实践提供了重要参照。

研究也留下关键问题供后续探索：如何平衡文化尊重与儿童保护？家长参与权与儿童自主权如何协调？这些问题的解答需要更深入的家庭视角研究。正如研究者强调的，唯有当少数族裔家庭真正登上参与阶梯的高阶——成为服务的共同生产者(co-producer)，而非被动接受者时，儿童福利系统才能真正实现其平等保护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