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生物多样性监测的柏林实践：基于EBVs框架的全球生物多样性目标12实现路径分析

为评估《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目标12（GBF Target 12）在城市尺度的实施基础，柏林自然博物馆团队系统梳理了柏林89个生物多样性监测项目，覆盖10个类群和5类EBVs（Essential Biodiversity Variables）。研究发现监测数据存在类群偏差和EBVs覆盖不全问题，尤其缺乏人类健康关联指标，为未来城市生物多样性评估提供了关键基线数据。

　　

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扩张导致生物多样性在多个维度发生根本性变化。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通过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专门设立目标12（Target 12），要求通过生物多样性包容性城市规划增强本土生物多样性，改善人类健康。然而，如何量化评估这一目标的进展成为关键挑战。柏林作为欧洲高密度人口与高绿化率并存的典型城市，其生物多样性监测体系的系统评估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柏林自然博物馆Silvia Keinath领衔的研究团队在《Urban Ecosystems》发表研究，首次基于EBVs框架对柏林全域生物多样性监测项目开展系统性制图分析。通过整合89个监测项目数据（时间跨度1900-2023年），发现当前监测存在三大缺口：一是类群覆盖不均衡，节肢动物（37.1%）和植物（24.7%）占比过高，而浮游生物（3.4%）和微生物（0%）严重不足；二是EBVs维度失衡，82%数据集中在"物种种群"（Species populations），而"生态系统功能"（Ecosystem functioning）完全缺失；三是人类健康关联指标尚未建立。研究强调公民科学家贡献了59.6%的数据，但专家断层风险突出。

研究方法包含三个关键环节：（1）通过机构合作网络（含柏林自然保护基金会和州政府环境部门）建立元数据库；（2）采用EBVs六维度分类体系（遗传组成、物种种群、物种特征、群落组成、生态系统功能、生态系统结构）进行数据标引；（3）统计分析监测项目的时空分布、实施主体和科学目标。数据来源包括法定报告义务项目（62.9%）、物种保护措施（34.8%）和科研项目（2.3%）。

主要研究发现体现在四个方面：

1. 时间维度特征
   监测项目数量呈现阶梯式增长，1977-1986年保持稳定，1990年代后期显著增加，2000年后迎来爆发期。这种增长趋势与欧盟《栖息地指令》（FFH Directive）和《水框架指令》的实施高度吻合。

2. 类群监测偏差
   尽管节肢动物监测项目数量最多（33项），但考虑到其物种丰富度，实际监测强度仍显不足。脊椎动物中鸟类（15项）和哺乳动物（16项）监测较为完善，而两栖爬行类（9项）和鱼类（7项）因保护法规要求也得到较好覆盖。值得注意的是，真菌类监测创新性地通过"试点红皮书"机制（如牛肝菌专项）探索可行性。

3. EBVs覆盖分析
   

   
   
   数据显示监测体系严重依赖物种分布数据（82%），而遗传多样性（1.1%）和生态系统功能（0%）指标极度匮乏。作者指出，现有FFH指令监测方法无法有效获取群落组成数据，因其仅针对特定保护物种设计调查方案。

4. 实施主体结构
   公民科学家构成监测主力军（59.6%），但存在专业知识传承危机。机构雇员主导的项目仅占22.5%，且长期研究项目因资金不稳定难以持续。新兴公民科学平台（如iNaturalist、Naturblick）正成为多类群数据的重要来源。

讨论部分提出三个关键命题：首先，必须建立EBVs全维度监测体系，特别是填补"生态系统功能"指标缺口，建议结合遥感技术实现动态评估；其次，应开发人类健康关联指标，链接现有医学数据库（如德国国家队列研究NAKO）；最后，强调自然历史博物馆标本库（含200年历史藏品）的潜在价值，其保存的环境历史信息可追溯工业革命前的生物基准状态。

这项研究为全球城市实现GBF Target 12提供了方法论样板，揭示出现有监测体系在评估"增强生态连接性"和"改善人类福祉"等子目标时的能力局限。研究者呼吁建立跨学科协作网络，将分散的生态数据与城市规划、公共卫生信息整合，最终形成"生物多样性-人类健康"协同治理的科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