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相关焦虑与屏幕使用时间的关联机制：基于心理症状与孤独感的中介分析

本研究针对COVID-19疫情期间焦虑情绪与屏幕使用时间激增的关联机制展开探索，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572名加拿大参与者的客观手机屏幕时间数据，发现外部化症状（externalizing symptoms）和孤独感（loneliness）完全中介了疫情后果焦虑（Consequence Anxiety）与屏幕时间的关联，而疾病焦虑（Disease Anxiety）则独立驱动屏幕使用。研究为理解数字媒体作为情绪调节策略的补偿性互联网使用理论（CIU）提供了实证支持，对后疫情时代心理健康干预具有重要启示。

　　

当COVID-19疫情席卷全球时，居家隔离和社交距离政策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更引发了普遍的心理健康危机。研究表明，疫情期间焦虑情绪显著上升，同时屏幕使用时间呈现爆炸式增长——从智能手机到社交媒体，数字设备成为人们应对不确定性的重要工具。然而，这种屏幕时间的激增究竟是源于对病毒本身的恐惧，还是对疫情社会经济后果的担忧？其背后是否存在特定的心理机制？这些问题尚未得到充分解答。

在此背景下，加拿大研究团队在《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Reports》发表了一项开创性研究。他们创新性地采用移动传感技术（PROSIT app）客观记录屏幕时间，结合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了572名成年参与者的数据。研究发现，对疫情后果的焦虑（如经济衰退、社会动荡）通过外部化症状（如物质滥用、攻击行为）和孤独感间接导致屏幕时间增加；而对感染病毒的焦虑则直接驱动屏幕使用，可能与健康信息搜索行为有关。这一发现不仅验证了补偿性互联网使用理论（Compensatory Internet Use Theory, CIU）在公共卫生危机情境下的适用性，更揭示了不同类型焦虑对数字行为影响的差异化路径。

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采用混合方法：1）通过REDCap平台收集人口统计学数据和心理量表（包括Pandemic Anxiety Scale, 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 UCLA Loneliness Scale）；2）使用PROSIT移动传感app连续14天监测客观屏幕时间（定义为屏幕开启至关闭的持续时间）；3）运用R语言进行结构方程建模（WLSMV估计法），控制年龄、性别和操作系统等变量。样本为加拿大英语人群（平均年龄27.6岁，83%女性）。

研究结果

3.1 样本特征
最终572名参与者日均屏幕时间为3.72小时（SD=1.94）。34%使用Android系统，66%为iOS用户。量表得分显示：后果焦虑（CA）均值9.52（SD=3.72），疾病焦虑（DA）均值10.23（SD=2.75），孤独感均值15.48（SD=3.87）。

3.2 相关性分析
Spearman相关显示：后果焦虑与疾病焦虑（r=0.24）、内部化症状（r=0.25）、外部化症状（r=0.14）及孤独感（r=0.26）均显著相关（p<0.001）。屏幕时间与疾病焦虑（r=0.14）、外部化症状（r=0.10）和孤独感（r=0.10）呈正相关（p<0.05）。

3.3 中介模型
结构方程模型显示：后果焦虑→外部化症状→屏幕时间（β=0.03, p=0.02）和后果焦虑→孤独感→屏幕时间（β=0.04, p=0.04）两条中介路径显著；而疾病焦虑仅存在直接效应（β=0.12, p<0.01），未通过心理症状中介。模型拟合指标：CFI=0.89, TLI=0.91, SRMR=0.09。

结论与意义
这项研究首次区分了疫情焦虑的两种维度对屏幕时间的影响机制：对感染病毒的焦虑直接增加屏幕使用，可能反映健康信息寻求行为；而对疫情社会经济后果的焦虑则通过外部化症状（如冲动行为）和孤独感间接作用，符合CIU理论中"数字媒体作为情绪调节工具"的假设。

研究对公共卫生实践有三重启示：1）针对疾病焦虑人群，需提供权威信息渠道以减少过度屏幕搜索；2）对后果焦虑者应关注其外化行为和社交缺失的干预；3）移动传感技术的应用为行为研究提供了更客观的测量范式。值得注意的是，屏幕时间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具有双向可能性——既可能是焦虑的结果，也可能是加剧心理症状的原因，这需要通过纵向研究进一步验证。

随着远程办公常态化，屏幕时间可能持续高于疫情前水平。该研究为理解数字时代心理适应机制提供了重要框架，也为未来公共卫生危机中的心理健康干预指明了新方向：与其简单限制屏幕使用，不如帮助人们建立更健康的数字-现实平衡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