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莱特岛综合土地改革计划的未竟之路：农民视角下的土地确权困境与社会张力

菲律宾综合土地改革计划(CARP)实施30年后，莱特岛农民仍深陷土地确权与支付的循环困境。本研究通过75份深度访谈揭示：受益人陷入"需完成支付才能获得不可撤销地契，又需地契获取信贷提高收入"的悖论；持续的土地冲突导致诉讼、土地出售和暴力威胁；社区关系因"侵占者"污名化而恶化。研究指出土地保有权安全(Land Tenure Security)超越产权分配，需兼顾社会凝聚与归属感，为后改革时期政策提供重要启示。

　　

在菲律宾农村发展史上，综合土地改革计划(CARP)堪称最具雄心的社会工程之一。这项自1988年启动、2014年官方宣布完成的政策，旨在通过土地再分配打破殖民时期遗留的土地垄断，缓解农村贫困并促进社会公平。然而当政府统计数据显示89%的土地已完成再分配时，莱特岛的农民们却仍在为一张完整的地契苦苦挣扎——这揭示了一个尖锐的矛盾：纸面上的政策完成度与实地体验之间存在巨大鸿沟。

这种落差背后是土地改革研究长期存在的二元对立叙事。支持者引用日本、台湾等地的成功案例，强调小农经济对生产效率的提升；批评者则指出菲律宾CARP催生了"有地的穷人"，甚至因土地碎片化导致农业产量下降17%。更为棘手的是，现有研究多聚焦宏观政策评估或经济量化分析，而像Borras(2007)等学者指出的，缺乏对农民真实体验的质性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林肯大学的研究团队将目光投向了被称为CARP"成功典范"的莱特岛。

研究团队采用深度访谈与田野观察相结合的方法，2018年在莱特岛奥莫克市对75位CARP受益人进行调研。这些在1990年代获得土地的农民，多数为男性(71%)、60岁以上(56%)且仅完成小学教育(80%)，代表着典型的农村弱势群体。通过半结构化访谈，研究人员系统收集了受益人从土地获得到使用全过程的体验数据，并运用ATLAS.ti软件进行迭代编码分析。

土地确权与支付的死循环
研究发现受益人普遍陷入"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困境：要获得不可撤销地契(Imprescriptible Land Title)需先完成土地支付，但支付能力又依赖地契带来的信贷准入。糖农Wen的案例尤为典型——他的农民群体1997年成为受益人，2011年才实际获得土地，至2018年仍在等待土地细分。更复杂的是集体所有权证书(CCLOA)制度：43位受访者因此面临"轮流管理"困境，如稻农Isay所在的8人小组通过稻谷实物支付，多年后才发现款项从未进入银行账户。这种制度设计本为加速分配，却因行政效率低下（如测绘员迟迟未派）导致确权进程无限延期。

地主与受益人的持久对抗
即便获得土地，暴力阴影仍挥之不去。前社区官员Caro亲历了地主通过土地出售制造"二十年法庭拉锯战"；稻农David和同伴需"看守土地两年"才能开始耕作；更有像Jay这样的农民，在武装威胁下被迫签署放弃权利的声明。这些冲突揭示CARP实施中的结构性漏洞：地主利用法律程序拖延分配，而政府缺乏有效制衡机制。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台风海燕后的土地掠夺事件，更暴露了危机情境下产权体系的脆弱性。

社区污名化的隐性伤害
当被贴上"土地掠夺者"(mangingilog ug yuta)标签时，受益人面临更深层的社会排斥。糖农Lenny需不断澄清土地是依法获得而非强占；而更吊诡的是，27%的受访者表示拒绝接纳佃农，担心"政府倾向保护佃农权利"。这种信任崩塌体现在稻农Leah的遭遇中：从传统分成制变为"承租人"身份后，她感觉"与地主对峙"的关系损害了原有的互助网络。这印证了Valkonen(2021)的理论——土地保有权安全(Land Tenure Security)本质是社会认同问题，远非一纸地契所能解决。

讨论部分尖锐指出：将CARP视为"已完成"的政策是严重误判。研究揭示了三个维度的未竟使命：行政层面，集体所有权与个体支付的制度矛盾亟待破解；法治层面，需建立对抗地主阻挠的有效机制；社会层面，必须修复因改革撕裂的社区纽带。这些发现与Chigbu和Babalola(2025)在非洲观察到的"土地权利与错误"现象形成跨大陆呼应——土地改革既是发展引擎，也可能意外制造新的不公。

该研究对全球土地治理有三重启示：首先，确权程序必须与地方生计能力匹配，避免陷入"为形式化而形式化"陷阱；其次，后改革时期需持续关注权力结构调整引发的隐性冲突；最后，如FAO(2022)倡导的，应发展包含社会资本建设的综合性土地治理框架。对于频遭台风侵袭的莱特岛而言，这些建议更具紧迫性——当气候危机成为新变量，脆弱的土地产权可能首当其冲。

发表于《Land Use Policy》的这项研究，通过微观叙事打破了土地改革"成功/失败"的简单二分法。它提醒我们：真正的改革终点，不是统计报表上的数字达标，而是农民能安心地说出："这土地，确确实实是我们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