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浆蛋白结合型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CEL与CML）与中老年人群抑郁症风险的正相关性研究

本研究针对中老年抑郁症的防治需求，通过横断面调查586名中国苏州地区45岁以上人群，采用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UPLC-MS/MS）技术精准检测血浆中游离与蛋白结合型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AGEs），首次发现蛋白结合型CEL（Nε-(1-羧乙基)-赖氨酸）和CML（Nε-羧甲基赖氨酸）浓度与抑郁症状评分（CES-D-10）呈显著正相关，且高浓度组抑郁症风险增加2倍以上（OR>2.27），为AGEs通过氧化应激和神经营养因子抑制途径参与抑郁症发病机制提供了直接人群证据。

　　

抑郁症的隐形推手：解码糖化毒素与心理健康的新关联
在全球老龄化加速的背景下，抑郁症已成为威胁中老年人健康的"沉默杀手"。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30年抑郁症将成为全球疾病负担之首。尤其在中国，45岁以上人群占比高达42.6%，但抑郁症的发病机制仍存在诸多未解之谜。传统研究多聚焦于神经递质失衡或遗传因素，而近年来越来越多证据表明，慢性低度炎症和氧化应激可能是连接代谢异常与精神障碍的关键桥梁。这其中，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Advanced glycation end products, AGEs）——一类由糖类与蛋白质/脂质非酶促反应形成的复杂化合物，因其能激活RAGE受体诱发炎症风暴，并抑制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表达，逐渐进入研究视野。

苏州大学团队在《Nutrition Research》发表的研究，首次将目光投向蛋白结合型AGEs这一特殊分子形态。与既往采用皮肤自发荧光（SAF）的间接检测不同，研究者采用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UPLC-MS/MS）这一"分子显微镜"，对586名苏州地区中老年人血浆中的游离型CML、CEL、MG-H1及蛋白结合型CEL/CML进行精准定量。这种技术能在10^-9克级别实现分子检测，其灵敏度是传统方法的百倍以上。

关键发现层层递进
基本特征揭示风险模式
研究队列平均年龄62.18岁，抑郁症患病率8.02%。数据分析显示，女性、在职状态及睡眠不足8小时者更易患抑郁症。尤为关键的是，抑郁症组血浆蛋白结合型CEL（4544.18 vs 2759.68 μg/L）和CML（722.81 vs 422.35 μg/L）浓度显著高于非抑郁组，而游离型AGEs未见差异，提示蛋白结合形态可能是致病关键。

线性回归锁定危险分子
在校正年龄、性别等混杂因素后，蛋白结合型CEL（β=0.12）和CML（β=0.14）与CES-D-10评分呈显著剂量-反应关系，每升高一个标准差单位，抑郁症状加重12-14%。这种关联在游离型AGEs中完全消失，证实蛋白结合形态特有的生物稳定性使其更易在体内蓄积产生毒性。

Logistic回归验证风险阈值
将蛋白结合型CEL/CML按中位数分组后，高浓度组抑郁症风险激增2.3倍（CEL: OR=2.33; CML: OR=2.27），且95%置信区间均跨越1.0，显示结果具有统计学稳健性。这一发现为建立AGEs的临床预警阈值提供了初步依据。

机制讨论与深远意义
研究团队在讨论中勾勒出可能的致病通路：蛋白结合型CEL/CML通过三重机制影响神经功能——①激活RAGE受体触发NF-κB炎症通路，导致神经细胞凋亡；②穿透血脑屏障后直接修饰tau蛋白，加速神经纤维缠结形成；③抑制BDNF表达，削弱神经元可塑性。这些发现解释了为何既往使用SAF检测总AGEs的研究结论不一，因为SAF无法区分游离型与蛋白结合型的生物学差异。

该研究的公共卫生价值在于：首次在中国人群证实膳食来源AGEs（特别是高温加工食品中的蛋白结合型）可能是可干预的抑郁风险因素。由于蛋白结合型AGEs在体内半衰期长达数月，通过饮食调控降低其摄入可能成为预防抑郁症的新策略。研究团队建议下一步开展干预试验，验证限制AGEs饮食能否改善抑郁症状，同时需探索AGEs与抗抑郁药物的相互作用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这项研究也存在局限性：横断面设计无法确定因果关系，且未检测其他潜在中介因子如炎症标志物水平。但无论如何，它打开了"代谢-精神"跨学科研究的新维度，为理解抑郁症的异质性提供了分子层面的解释框架。随着精准医学的发展，未来或可基于个体AGEs谱制定个性化的精神健康管理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