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西法案：百年野生动物保护法如何成为One Health政策框架的典范

本文探讨了美国1900年颁布的《莱西法案》如何通过“有害野生动物”条款，从生态保护工具转型为防控人兽共患病（zoonoses）的One Health政策框架。研究团队（含USFWS和史密森尼学会成员）分析了该法案在COVID-19疫情后因《美国救援计划法案》（ARPA）授权而新增的公共卫生职能，揭示了历史法规通过创新应用可整合人类-动物-环境健康目标，为全球One Health政策制定提供范式。

　　

论文解读

背景与问题
全球野生动物贸易每年涉及数百万活体动物及其制品跨境流动，既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潜在工具，也是入侵物种扩散和人兽共患病传播的温床。COVID-19疫情暴露出国际野生动物贸易监管的脆弱性——尽管美国拥有CDC、USDA APHIS和USFWS三大监管体系，但传统上USFWS的《莱西法案》主要关注生态风险，对公共卫生威胁的应对滞后。这一割裂现状呼唤能将人类、动物和环境健康统一考量的One Health政策框架。

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与保护生物学研究所的C. Jane Anderson团队发现，诞生于1900年的《莱西法案》通过历史性修正（如1960年将“危害人类健康”纳入条款）和2021年《美国救援计划法案》（ARPA）的专项拨款，意外成为弥合这一鸿沟的钥匙。该研究首次系统梳理了这部百年法规如何通过“有害野生动物”清单机制，从单一生态保护工具蜕变为One Health政策实践的典范。

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采用政策文献分析法，梳理了《莱西法案》125年来的45项监管行动（含40项USFWS清单和4项国会直接立法），重点解析ARPA授权后USFWS与史密森尼学会合作的“One Health PROTECT”项目。通过联邦公报（Federal Register）历史记录和USFWS评估标准（表1），量化了949种被列为有害野生动物的物种中因病原体风险（如Salmonidae家族携带的病毒性出血性败血症病毒）或人类健康威胁（如貉犬携带狂犬病病毒）而列入的比例。

研究结果

1. 《莱西法案》的One Health转型契机
1960年修正案首次将“危害人类健康”列为有害野生动物认定的合法依据，但截至2021年，仅7个物种（如传播牛结核病的帚尾袋貂）因此被列入，且无一是单纯基于公共卫生风险。ARPA的1000万美元专项拨款首次明确要求USFWS评估野生动物贸易的 zoonotic disease风险，标志着自然保护机构被正式赋予公共卫生使命。

2. 病原体防控的历史实践
USFWS早在1967年就将鲑科鱼类（Salmonidae）整体列为有害物种，以防范Egtved病毒等水产病原体，开创了以病原体风险为核心的清单先例。2016年针对蝾螈壶菌（Batrachochytrium salamandrivorans）的跨属禁令（覆盖400种蝾螈）进一步证明该法案在预防野生动物病原体入侵中的有效性——被预emptive列出的288个物种后续均未在美国建立种群。

3. 公共卫生应用的局限与突破
现有清单中仅4类物种（表2）涉及人类健康风险，且评估标准模糊。例如银鲤（Hypophthalmichthys molitrix）虽因可能传播李斯特菌（Listeria monocytogenes）被列入，但主要理由是其跳跃行为造成的物理伤害。ARPA推动的“有害物种”风险评估首次将人兽共患病病原体（如SARS-CoV-2）作为独立考量指标，填补了法规空白。

4. 全球One Health政策启示
研究提出四步策略：(1)挖掘现有法规潜力（如美国《濒危物种法》可扩展人兽共患病条款）；(2)拓宽法律解释（将“动物健康”定义延伸至人类健康）；(3)修订条款文本（明确纳入环境健康指标）；(4)建立跨部门执法联盟（如海关协同CDC和USFWS）。

结论与意义
这项发表于《BioScience》的研究揭示，百年历史的《莱西法案》通过ARPA授权实现了从“生态单行道”到“One Health立交桥”的跨越。其核心价值在于证明：无需创建新法规，通过创新应用既有法律工具（如病原体风险评估矩阵）和跨部门资源整合，即可构建应对当代健康挑战的韧性体系。

尤为重要的是，研究警示ARPA资金（2023年已部分撤销）的不可持续性——预防人兽共患病的成本效益比（cost-effectiveness ratio）虽高达1:10（Bernstein等2022），但政治关注度衰减可能导致监管倒退。这为全球One Health治理提出关键课题：如何将临时性危机响应转化为制度性长效机制，正如作者所言：“人类与动物健康永远根植于环境健康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