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杂乱度与心理健康：居家美感的中介作用及调节因素探析

本研究针对非囤积症人群，探讨家居杂乱度（home clutter）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通过501名成年人的横断面调查，采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分析发现：家居杂乱通过降低居家美感（perceived home beauty）间接导致负面情绪增加、生活满意度下降（效应量f2<0.15），但未发现显著调节因素。为环境心理学干预提供了新靶点。

　　

在当代社会，家早已超越物理空间的范畴，成为承载自我认同与情感依附的"心理容器"。然而，当这个容器被杂物填满时，会对居住者的心理健康产生何种影响？这一问题在COVID-19居家隔离期间显得尤为迫切。尽管前人研究发现家居杂乱（home clutter）与非囤积人群的心理健康存在负相关，但其作用机制（mediation）和边界条件（moderation）仍如雾里看花。

为揭开这一谜题，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横断面研究，招募501名16-92岁的英语使用者（女性占80%），通过在线问卷收集了家居杂乱度、居家美感感知（perceived home beauty）、心理健康指标（包括正负性情绪、生活满意度和Warwick-Edinburgh心理健康量表得分）以及12项潜在调节变量（如人口统计学特征、居家时长等）。研究采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这一能处理小样本复杂模型的统计方法，构建了两组模型：基础模型检验直接效应，扩展模型引入居家美感作为中介变量。

关键技术方法包括：1）采用经过验证的家居杂乱量表（Clutter Quality of Life量表宜居性子量表）和标准化心理健康评估工具；2）运用G*Power软件进行统计功效分析确保样本量充足；3）通过SmartPLS 3.0软件建立PLS-SEM模型，采用5000次bootstrap抽样检验中介效应显著性。

假设1验证结果
基础模型显示，家居杂乱直接预测了更严重的负面情绪（β=0.24）、更低的生活满意度（β=-0.18）和更差的心理健康状态（β=-0.22），所有路径系数p<0.01，但效应量f²均小于0.15，属于小效应。这与前人报道的中等效应存在差异，可能源于疫情期间居家时间延长导致的适应现象。

中介效应发现
在引入居家美感的模型中，杂乱对心理指标的直接影响减弱，而通过居家美感的间接路径显著（间接效应占总效应23%-41%）。这支持了"物理环境→审美感知→心理状态"的传导路径，为环境心理学的美感机制理论提供了实证支持。

调节效应分析
令人意外的是，预设的12个调节变量（包括隔离状态、房屋产权等）均未显示显著调节作用。这一"零结果"可能反映家居杂乱的影响具有跨人群的普遍性，但也可能是横断面设计的局限所致。

讨论部分指出三个关键启示：首先，居家美感的中介作用暗示通过环境美化干预可能缓冲杂乱带来的心理损害——这对室内设计实践具有指导价值。其次，小效应量提示在特殊时期（如疫情），人们对环境混乱的容忍阈值可能动态变化。最后，研究采用的复杂模型分析方法（PLS-SEM）为类似小样本多变量研究提供了方法学范本。

该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横断面设计无法确立因果关系，且样本性别分布不均（80%女性）。未来研究需结合纵向追踪或环境干预实验，并考察文化差异（当前样本主要来自西方社会）。论文发表于《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为理解"人-环境-心理"的复杂互动增添了重要拼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