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江走廊粟作南传的考古植物学证据：中原地区晚新石器时代寨子山遗址的发现及其意义

为解决粟作农业南传路线争议，湖北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机构对汉江走廊南端的寨子山遗址（5800-4200 BP）开展浮选分析，首次在油子岭文化期（5800-5300 BP）发现粟（Setaria italica）遗存，证实汉江通道作为粟作南传中枢路线的假说，揭示粟稻比例随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演替的动态变化，为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农业格局形成机制提供关键证据。

　　

粟作南传之谜与汉江走廊的关键角色
中国新石器时代农业呈现"南稻北粟"的鲜明格局，但近年来南方多地发现的粟类遗存引发学术争议：起源于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如何突破地理屏障向南传播？其中，连接南阳盆地与江汉平原的汉江走廊被推测为三条潜在传播路线中的中枢通道，但长期缺乏直接证据支持。这一问题的破解不仅关乎作物传播路径的复原，更涉及史前南北文化互动与农业技术交流的深层机制。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钟祥市博物馆的科研团队，选择汉江走廊南端门户——寨子山遗址（31.245236°N, 112.669831°E）展开攻坚。该遗址包含油子岭文化（5800-5300 BP）、屈家岭文化（5300-4500 BP）和石家河文化（4500-4200 BP）连续堆积，犹如一部记录粟作南传过程的"地层档案"。研究人员采用针对性采样策略，对房址、灰坑等关键遗迹单元进行系统浮选，结合AMS ¹⁴C测年构建精确年代框架，通过量化分析作物种子数量与出现频率（ubiquity），首次绘制出江汉平原北缘地区粟稻地位演变的动态图谱。

粟作初现的里程碑证据
在油子岭文化层中，浮选获得的水稻（Oryza sativa）种子占比高达89.47%（17粒），而狗尾草粟（Setaria italica）仅占10.53%（2粒）。尽管粟的数量稀少，但其在遗址最早期文化层的现身具有突破性意义——将汉江走廊沿线粟作南传的时间节点明确锁定至不晚于5300年前，填补了南阳盆地与江汉平原之间的证据链缺口。这一发现强力支持"汉江中枢路线说"，排除了其他两条路线（随枣走廊与秦巴山道）作为主要传播通道的可能性。

粟稻地位的动态演变
进入屈家岭文化期，水稻仍保持主导地位（占比76.92%），但粟的出现频率显著提升至15%。至石家河文化阶段，粟在作物组合中的比重可能进一步增加（因样本碳化程度差异需谨慎解读）。这种渐进式变化揭示：粟作并非简单替代稻作，而是在江汉平原北缘的坡地环境中与本地农业系统逐步融合。对比分析显示，寨子山遗址的粟作比例始终高于江汉平原核心区的屈家岭遗址，暗示地形因素（坡地适宜旱作）与文化选择共同塑造了区域农业多样性。

自然与人文的双重驱动
研究指出粟作地位提升存在双重动因：一方面，寨子山所在的汉江东岸台地坡度达15-25°，这种"易旱难灌"的立地条件天然适合耐旱粟作；另一方面，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的人口压力可能促使先民主动引入多熟制，利用粟的短生育期特性实现土地增效。这种"环境-文化"协同演化模式，为理解长江中游史前农业适应策略提供了新视角。

这项发表于《Quaternary International》的研究，通过精确定位粟作南传的时空坐标，不仅证实汉江走廊在史前农业交流中的枢纽地位，更开创性地揭示出作物传播过程中"环境筛选"与"文化选择"的互动机制。其方法论启示同样值得关注——将传统器物类型学（通过鼎、罐等陶器分期）与植物考古学、年代学技术交叉验证，为探索中国史前文化互动提供了可复制的分析范式。未来研究可沿汉江流域向北延伸采样，进一步追踪粟作南传的"基因路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