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跨境药品非正规贸易的民族志研究：公共卫生治理与殖民遗产的交叉视角

本研究通过民族志方法首次深入探究非洲加纳-多哥及肯尼亚-坦桑尼亚边境的非正规药品贸易(ICBT)，揭示由药品价格差异、监管漏洞和殖民历史遗留问题驱动的跨境流动现象。研究发现仿制药(Generics)从低价高供区流向高价低供区，同时存在性增强剂的反向流动，提出该贸易既是应对基本药物可及性危机的生存策略，也带来假劣药(SF)和抗生素耐药性(AMR)风险，为全球健康治理提供新证据。

　　

在非洲大陆错综复杂的边境线上，一场关乎数亿人健康的隐形贸易正在悄然进行。仿制药(Generics)、性功能增强剂、抗生素等药品通过摩托车背篓、行人夹带等方式，穿越加纳与多哥交界的Aflao/Lomé口岸，或穿梭于肯尼亚与坦桑尼亚的Namanga边境。这种非正规跨境贸易(Informal Cross-Border Trade, ICBT)虽为贫困人群提供了救命药，却也成为假劣药(Substandard and Falsified, SF)流通的温床——世界卫生组织(WHO)数据显示，非洲市场上超过10%的药品不符合质量标准，每年导致撒哈拉以南非洲12万儿童因劣质抗疟药丧生。更严峻的是，这种游离于监管体系外的药品流动，正在加剧抗生素耐药性(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AMR)危机。

为揭开这一灰色地带的面纱，英国达勒姆大学领衔的STREAMS研究团队开展开创性民族志调查。研究人员在2022年12月至2023年1月期间，深入上述两个典型边境区，通过参与式观察和非正式访谈，首次系统记录药品贩运者("piki-piki"司机)、边境官员、药店经营者等真实参与者的行为逻辑。研究发现发表在国际期刊《Social Science》上的论文揭示：殖民时代人为划定的国界（如将埃维族分割在加纳-多哥两侧）与当代药品定价政策差异，共同塑造了"仿制药从低价高供区（如加纳）流向高价低供区（如多哥）"的定向流动，而洛美自由港则成为未获批性增强剂的转运枢纽。这种贸易本质上是民众对基本药物可及性危机的自发应对，但也暴露监管体系失效和基层腐败问题。

研究方法上，团队采用混合方法：通过地理空间采样获取两国正规药品供应链的定量数据，而对ICBT则采用"机会性抽样"策略——在边境集市、货运站点等关键节点，记录药品流动的物证（如包装痕迹、运输工具改装），并与42名核心参与者进行非结构化访谈。这种"跟踪商品流动链"的民族志方法，成功捕捉到传统调查难以触及的灰色交易细节。

【背景：药品体系与殖民遗产】
研究指出，当前药品流动模式深深植根于殖民历史。肯尼亚-坦桑尼亚笔直的国界切割了马赛族传统牧区，而加纳-多哥边界则分裂了埃维族聚居区。这些人为疆界造成后续药品注册体系、关税政策的差异：法语区多哥对印度产仿制药准入更宽松，而英语区加纳本土产能更强，形成互补性走私需求。

【肯尼亚-坦桑尼亚边境】
民族志观察显示，"piki-piki"摩托车队每日运送未申报药品（主要是扑热息痛、阿莫西林等基础药）。司机们在肯尼亚边境小镇采购后，以"每周定期配送"模式供应坦桑尼亚杂货店。这种小规模、高频次的运输依赖边境官员的"选择性执法"，部分参与者坦言"小费"能确保货物通行。

【加纳-多哥边境】
研究发现双向流动特征：加纳产仿制药流向多哥的同时，来自洛美自由港的"增强体能"胶囊（含未注册西地那非类似物）反向流入加纳市场。这种差异反映两国监管重点不同——多哥侧重查处麻醉品，而对"生活方式药品"监管较松。

【比较分析】
两个边境均存在"基础药从低价区流向高价区"的核心规律，但商品结构受地方因素调节：东非边境以治疗性药物为主，而西非边境出现"药品-增强剂"的双向流动。深层驱动因素均为殖民遗产造成的政策碎片化与当代经济失衡。

【结论与讨论】
该研究首次从参与者视角揭示非洲ICBT药品贸易的复杂生态。尽管方法学上存在样本代表性问题，但民族志数据清晰表明：这种贸易是民众在正规体系失效下的适应性选择，但也构成"监管悖论"——过度打击会切断贫困人群的药源，放任则危及全民健康。作者建议将ICBT纳入"全民健康覆盖"(UHC)政策框架，通过协调跨国药品定价、建立边境快速检测点等中间路线，平衡可及性与质量安全。

这项研究的核心价值在于突破传统监管视角，将药品流动置于殖民历史、生计经济与全球健康治理的三维坐标系中审视。正如第一作者Kate Hampshire强调的："当一位母亲用三倍价格购买可能无效的抗生素时，她不是在挑战监管权威，而是在破碎的医疗体系中寻找生路。"该成果为重构全球药品治理范式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底层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