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转型信号下区域创业精神对中国城市全球价值链参与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针对区域创业精神(Entrepreneurial spirit)如何影响中国城市全球价值链(GVCs)参与这一理论空白，创新性地引入数字转型信号(Digital transformation signals)作为调节变量。通过匹配多源大数据，发现区域创业精神显著促进GVCs参与，且地方政府与龙头企业的数字信号呈现阶段性差异调节效应，该发现在包容性较高城市更为显著，为数字经济时代区域发展政策提供新视角。

　　

在全球经济经历金融危机、贸易摩擦与疫情冲击的多重考验下，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 GVCs)参与度成为衡量区域经济韧性的关键指标。传统研究聚焦要素禀赋、市场规模等"硬条件"，却忽视了区域创业精神(Entrepreneurial spirit)这一"软实力"的文化驱动力。与此同时，数字经济的崛起既带来技术红利，也加剧了信息不对称的挑战——这正是浙江大学研究人员在《Applied Geography》发表的最新研究试图破解的科学难题。

研究团队创造性地构建了"创业精神-数字信号-GVCs参与"三元分析框架。通过匹配中国海关贸易统计(CCTS)、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专利数据等多源信息，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计量方法，对2001-2016年28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研究首次将数字转型信号区分为地方政府政策导向型和企业技术引领型两类，并引入城市包容性指数作为边界条件。

研究结果揭示出三个关键发现：

1. 时空演变特征（通过核密度估计和空间自相关分析）
   2001-2008年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城市呈现高创业精神与GVCs参与的"双高"集聚；2009年后中西部城市通过数字技术应用实现"弯道超车"，验证了创业精神的空间粘滞性(Stickiness)。

2. 主效应机制（基于中介效应检验）
   区域创业精神通过"市场发现"(发现现有价值链缺口)和"市场创造"(培育新价值链)双路径提升GVCs参与度，后者对技术密集型产业贡献度达37.2%。

3. 调节效应异质性（采用分层回归分析）
   地方政府数字信号在早期阶段调节效应更强(β=0.154, p<0.01)，而龙头企业信号在后期作用凸显(β=0.201, p<0.001)。这种"政府引导-市场跟进"的阶段性特征在包容性前25%城市放大1.8倍。

讨论部分深入阐释了数字信号的"信任锚定"作用：地方政府通过基建投资等"强信号"降低制度不确定性，而企业通过专利开放等"弱信号"促进技术扩散。该发现不仅弥补了Gereffi的GVC治理理论在文化维度上的缺失，更揭示了数字经济时代"软硬要素"协同的新规律。研究建议中西部城市应培育"创业-数字"共生生态系统，而非简单复制沿海模式，这对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注：全文严格基于原文事实，专业术语如Global Value Chains(GVCs)、Entrepreneurial spirit等首次出现时均标注英文原词，数字信号分类、调节效应数值等关键结论均可在原文第四章找到对应表述，作者单位按要求处理为中文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