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与奥地利大学药理学研究所主任在纳粹时期的历史分析（1918-1963）：政治迫害、种族清洗与学科发展的交织

本文通过系统分析1918-1963年间德奥地区42所大学药理学研究所119位主任的档案数据，首次揭示了纳粹时期63%的主任加入NSDAP（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51%担任德军顾问，40%直接参与军事研究的惊人事实。研究运用历史档案分析法，填补了药理学界在1933-1945年间与纳粹政权深度勾结的学术空白，为理解学科发展中的政治干预提供了典型案例。发表于《Naunyn-Schmiedeberg's Archives of Pharmacology》的这项研究，不仅还原了9位犹太学者被驱逐的黑暗历史，更揭露了盟军去纳粹化失败的深层机制。

　　

在20世纪的科学史研究中，药理学作为一门与军事医学密切相关的学科，其发展轨迹始终笼罩着战争阴影。1938年柏林药理学大会上，Ferdinand Flury的开幕词赤裸裸地宣告："化学时代必然影响着国防和战争方法...药理学工作从根本上参与其中。"这段被历史尘封的宣言，揭示了纳粹德国时期药理学如何从救死扶伤的学科蜕变为战争机器的重要组成。然而，与精神病学、内科学等领域相比，德语区药理学界对这段黑暗历史的系统性研究长期缺失。Hannes Schneider等研究者通过挖掘42所大学、33个药理学研究所的档案，首次绘制出1918-1963年间药理学学术权力与政治暴力的交织图谱。

为还原这段历史，汉诺威医学院的研究团队采用多源档案交叉验证法，包括联邦档案馆的NSDAP成员档案、各州档案馆的去纳粹化文件、大学人事档案以及DGPT学会档案。研究特别关注48位在1933-1945年间任职的主任，通过其任命/离职原因、政党隶属、军事服务等维度建立完整数据库。技术方法上采用历史计量学分析，结合德国医师协会数据对比，并创新性地将观察时段扩展至纳粹掌权前(1918-1933)和战后(1945-1963)，以揭示长期趋势。

成员构成与政治清洗
研究发现纳粹上台后立即实施"专业公务员制度恢复法"，导致9位犹太裔主任在1933-1938年间被系统性清洗，包括Breslau的Otto Riesser和维也纳的Ernst Peter Pick等顶尖学者。数据揭示一个触目惊心的对比：1933年前14%的主任为犹太裔（远超当时德国0.77%的犹太人口比例），而1933-1945年间该数字归零。取而代之的是22位新任命主任中，100%为NSDAP党员，如后来成为神经毒气研究专家的Marburg所长Hans Gremels。

政治依附的深度与广度

数据显示63%的主任确认为NSDAP成员（远超医生群体49%的平均水平），38%加入SA（冲锋队），33%隶属NS-Dozentenbund（纳粹讲师联盟）。其中Wiirzburg的Ferdinand Flury等人在1937年前便主动入党，而Graz所长Gustav Kuschinsky更是凭借在华经历获封"帝国教授"头衔，先后接管被驱逐犹太学者的格拉茨和布拉格研究所。值得注意的是，柏林所长Wolfgang Heubner虽未入党，但其领导的战斗气体研究仍为纳粹所用，印证了"非主动共谋"的复杂形态。

军事研究的学科异化

20位主任（占42%）直接参与军事研究，形成以Münster的Ludwig Lendle、Danzig的Werner Koll等为核心的神经毒气研究网络。档案显示，这些大学研究所实质成为军事医学院（Milit?r?rztliche Akademie）的分支机构，开展Tabun（塔崩毒气）和Sarin（沙林毒气）的解毒研究。更讽刺的是，15位主任同时担任德军顾问医师，负责"战斗剂中毒治疗指导"，将药理学家身份与军官身份完全融合。

失败的战后清算
1945年盟军虽解除了61%的主任职务，但13人（68%）在1950年代重获教职，如汉堡所长Eduard Keeser从纳粹校长摇身变为战后学科重建者。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仅有Albert Wollenberger一位犹太学者选择从美国返回东德任教。这种"去纳粹化"的溃败，与药理学教材（如Kuschinsky-Lüllmann教科书）持续使用战犯成果的现象，共同构成了德国学术界的集体记忆创伤。

这项研究的意义远超学科史范畴。首先，它首次通过量化证据证实药理学界对纳粹体制的系统性依附，打破了"被动合作"的传统叙事。其次，研究揭示的政治清洗与学术权力更替模式，为理解其他学科（如精神病学参与T4安乐死计划）提供了参照系。最后，档案显示的军事研究网络表明，大学不仅是意识形态灌输场所，更是纳粹战争机器的技术研发中心。这些发现警示当代科学界：当学科发展与政治暴力共谋时，即便如药理学这般"价值中立"的基础学科，也难逃成为帮凶的命运。正如研究者指出，德国药理学界迟至21世纪才开始直面这段历史，这种集体记忆的滞后本身，就是值得深思的学术伦理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