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土地确权对要素再分配与家庭福利的长期影响研究

本研究针对中国2009-2018年土地确权政策的长期效应展开深入分析，通过三省农户调查数据，首次揭示政策持续时间对土地流转市场参与度、劳动力跨部门配置及家庭福利的差异化影响。研究发现确权显著促进土地租入行为但未改善劳动力迁移，农业收入提升但总收入未显著增长，同时政策具有样本层面的益贫效应。该研究为发展中国家土地制度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实证依据。

　　

在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要素错配长期制约着生产效率和农民生活水平提升。尽管已有研究表明明确且安全的土地产权（land tenure security）对要素再分配至关重要，但政策实施时滞效应和福利影响的争议仍未解决。中国2009-2018年开展的大规模土地确权（land certification）项目，通过测量、登记和认证农户承包地，为市场化土地流转奠定制度基础，但其长期效果尚未得到系统评估。

为填补这一空白，中国某高校联合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的研究团队在《Journal of Rural Studies》发表重要成果。研究团队采用2019年三省六县1396户农户的横断面调查数据，创新性地利用村庄层面政策完成年限的变异，构建包含二次项的计量模型，系统评估了确权持续时间对土地市场参与、劳动力迁移和家庭福利的影响机制。

研究首先通过双重差分和工具变量等方法处理了村庄自选择偏差。关键发现显示：土地确权每增加一年，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概率显著提高7.2个百分点，这种效应主要来自土地租入概率的提升（峰值出现在确权后第三年），而租出行为无显著变化。深入机制分析表明，确权促使农业投资模式转向劳动节约型（labor-saving），机械使用增加而化肥投入减少，释放的劳动力被重新配置到扩大经营规模（平均增加0.4亩），而非转向非农就业。

在福利影响方面，研究揭示出耐人寻味的"双重悖论"：虽然确权使农户农业收入年均增长5.8%，但非农收入未同步提升，导致家庭总收入未出现统计学显著变化。更值得注意的是，政策在样本层面表现出益贫性（pro-poor）——低收入组农户获益显著高于高收入组，但这一效应未转化为村庄内部收入差距的缩小，Gini系数和百分位收入差等指标均无显著变化。

该研究的理论贡献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挑战了既有文献将确权视为一次性冲击的简化处理，首次量化了政策效果的动态演变规律；二是通过揭示土地租入/租出行为的非对称响应，完善了Besley-Ghatak产权理论在转型经济体的适用性；三是为土地改革与收入分配关系的学术争议提供了新证据，部分支持了Zhou and Shen (2022)的发现但与Zhao (2020)结论形成对比。

政策启示尤为深刻：首先，确权政策需要配套措施来平衡土地供需，如建立流转激励机制；其次，单纯依靠产权改革难以促进劳动力跨部门流动，需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保障；最后，虽然确权能提升农业效率，但要实现包容性增长还需针对性设计分配调节机制。研究建议未来土地政策应注重"三权分置"改革与确权的协同推进，同时建立动态监测系统以评估长期影响。

方法学上，研究通过村庄历史数据验证了1998年土地证颁发情况（certificate_98）等工具变量的有效性，采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处理土地-劳动力决策的联立性，并使用分位数回归检验收入分布的异质性响应。样本覆盖辽宁、江苏、江西三省不同经济梯度区域，通过分层随机抽样确保代表性。

这项研究为理解制度变迁与农村发展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新视角，其提出的"时间维度评估框架"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土地政策设计具有普遍参考价值。特别是对中国正在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研究结论为优化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政策执行提供了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