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干达北部农村非洲猪瘟暴发的流行病学特征、社会经济影响与农户应对行为研究

为解决非洲猪瘟(ASF)在资源受限小农户环境中的传播机制与防控难题，研究人员通过PCR检测、空间网格分析和问卷调查，揭示了乌干达北部村庄ASF暴发的时空聚集性（48%猪群损失）、高风险场所（屠宰点/交易中心）关联性及农户高风险行为（43户售卖病猪）。该研究为制定符合当地实际的双向防控策略提供了关键证据。

　　

在乌干达北部农村地区，非洲猪瘟(ASF)的反复暴发对依赖养猪业脱贫的小农户造成毁灭性打击。当地普遍存在的自由放养模式、薄弱的生物安全措施，以及病死猪不当处理行为（如售卖或食用死亡猪只），使得ASF病毒(ASFV)通过家猪流行病学循环持续传播。尽管国际社会已认识到ASF防控的重要性，但针对资源匮乏地区的地方性传播特征和人类行为驱动因素的研究仍存在空白。尤其当疫情暴发时，由于报告延迟、采样困难等问题，难以及时获取准确的流行病学数据。

为填补这一知识缺口，由瑞典研究理事会资助的国际研究团队在乌干达Nwoya地区的一个典型村庄开展了多学科研究。通过结合分子生物学、空间流行病学和社会科学方法，首次在疫情暴发初期同步捕获了疾病传播动态与人类应对行为的一手数据。相关成果发表在《Preventive Veterinary Medicine》上，为理解ASF在小农价值链中的传播机制提供了新视角。

研究团队运用了三大关键技术：1) 实时荧光定量PCR对疑似病例进行ASFV核酸检测；2) 基于1公里六边形网格的空间密度分析，整合风险场所地理信息；3) 结构化问卷采集61户阳性家庭（定义为报告猪只死亡的农户）的处置行为数据。所有空间统计分析均使用R语言完成，时空聚类检测采用SaTScan软件。

3.1 猪群数量影响
通过比较703头初始存栏猪的变化发现：ASF阳性家庭猪群数量锐减48%（349→180头），显著高于阴性家庭的2%降幅（354→347头）。四分位分析显示41%阳性家庭彻底退出养猪业，而85%阴性家庭维持原规模。空间分布显示高密度区域（如北部贸易中心周边）损失最严重。

3.2 农户行为与认知
令人担忧的是，48%农户承认售卖病死猪，38%选择食用。仅3户采用安全处置（焚烧或投入厕所）。尽管71%农户能识别接触传播风险，但35%仍将疫情归因于"高温天气"，南部居民独特地认为"大象"是致病因素。治疗行为中以给药（24%）和限制活动（18%）为主，仅14%寻求专业帮助。

3.4 空间流行病学特征
六边形网格分析揭示：北部贸易中心周边出现最高感染密度（3.5户/km²），该区域集中了2个屠宰场和猪肉餐厅。空间关联性分析显示，初始猪群密度每增加1头/km²，疫情风险上升13.8倍（p<0.001）。

3.5 时空传播动态
检测到两个显著集群：北部集群（2.8km²）在2024年2-3月累计32户感染；南部集群（4.2km²）虽范围更广但持续时间仅5天，印证了通过人类活动快速传播的特性。

这项研究突破了传统动物疫病研究的局限，首次在非洲小农场景下实证揭示了ASF传播的三重驱动机制：生物因素（高密度猪群）、物理环境（高风险场所）和社会行为（生计优先策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与亚洲地区常见的"恐慌性抛售"不同，当地农户更倾向于保留活猪而售卖死猪，这种独特行为可能与经济压力和对治疗的错误期待有关。

研究结果对改进防控策略具有双重启示：技术层面建议优先监管屠宰点和活畜市场，开发适合农村的 carcass处理方案；社会层面强调需将兽医服务与扶贫政策结合，例如提供安全处置的经济补偿。正如作者指出，单纯强调"生物安全理想措施"而忽视小农现实约束的防控指南，在实践中往往收效甚微。该研究为制定符合"One Health"理念的包容性动物卫生政策提供了关键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