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期阿舍利文化中的连续性与创新：以色列Jaljulia遗址刮削器的技术与功能分析揭示早期人类技术演化

为解决阿舍利文化(Acheulian)石器工具组中刮削器(scrapers)研究不足的问题，研究人员对以色列Jaljulia遗址(500-300 ka)的刮削器开展技术类型学(technotypological)和功能分析，发现传统阿舍利刮削器与具有类奎纳(Quina-like)修整特征的创新类型共存，证实直立人(H. erectus)在保守技术体系中具备创新能力，为奎纳技术在后续阿舍利-亚布鲁迪文化复合体(AYCC)中的发展提供了起源证据。

　　

在人类演化的长卷中，阿舍利文化(Acheulian)以其标志性的手斧(hand axes)和长达百万年的稳定性著称，常被视为技术保守主义的典型。然而，这种刻板印象正在被新的考古发现打破。以色列Jaljulia遗址出土的刮削器(scrapers)揭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早在50万年前，阿舍利文化的创造者——直立人(H. erectus)就已经开始尝试一种后来被称为"奎纳(Quina)"的先进修整技术，这种技术传统上被认为是在更晚时期由尼安德特人等更"先进"的人类所掌握的。

这项由罗马第一大学(La Sapienza University)和特拉维夫大学研究人员合作完成的研究，聚焦于阿舍利工具组中长期被忽视的刮削器。尽管刮削器在阿舍利遗址中无处不在，但相比备受关注的手斧，它们很少成为系统研究的对象。研究人员通过对Jaljulia遗址六个区域(A-G)出土的212件燧石刮削器和28件修整剥片(spalls)的分析，试图解答一个关键问题：在阿舍利文化看似停滞的表象下，是否隐藏着被我们长期忽略的技术创新？

研究团队采用了多层次的综合分析方法。技术类型学(technotypological)分析采用传统的Bordes分类体系，将刮削器按修整边缘形态分为三类：典型阿舍利刮削器(平行/亚平行修整)、阶梯状(stepped)刮削器和类奎纳(Quina-like)刮削器。通过几何单面修整指数(GIUR)量化分析工具减损程度，结合使用痕分析(use-wear analysis)在反射光显微镜下观察微痕证据。实验考古学方法复制了原始工具并模拟屠宰活动，为功能解释提供参照。

研究结果部分的小标题"刮削器的一般特征"揭示，Jaljulia的制作者偏好质地均匀的细颗粒燧石，主要选择小型(<7 cm)非皮质 flakes作为坯材。值得注意的是，27.4%的刮削器使用已风化(patinated)的旧坯材重新修整，显示石器回收利用(lithic recycling)现象。度量分析显示刮削器平均尺寸为44/36/17 mm(长/宽/厚)，单直边刮削器(31.6%)占比最高。

在"三类刮削器的比较"部分，研究发现类奎纳刮削器具有显著特征：34件(16%)标本显示出类似AYCC和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奎纳刮削器的鳞状阶梯状(scaled-stepped)修整。与典型阿舍利刮削器(平均刃角70°)相比，类奎纳刮削器刃角更锐利(平均51°)，且更倾向使用非皮质坯材(82%)。功能分析显示，这些工具主要用于动物屠宰中的刮削和切割混合活动。

"大型刮削器"部分描述了遗址中罕见的13件大型(>8 cm)刮削器，主要出自最古老的地层D(514-417 ka)，可能代表早期阿舍利传统的遗存。而"刮削器剥片"部分分析的28件修整剥片中，包括16件横向修整剥片(TSFs)和8件纵向修整剥片(LSFs)，证实了工具维护行为。

讨论部分强调，类奎纳修整技术在Jaljulia最早地层(D locality, MIS 13/12)的出现，将这一创新技术的起源提前到阿舍利文化中期。这种技术后来在AYCC(420-200 ka)和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奎纳莫斯特文化(Quina Mousterian)中达到鼎盛。研究提出了文化演化的"连续性中的创新"模型：直立人能够在传统技术体系中融入创新元素，但只有当生态压力(如大型猎物减少)达到临界点时，这些创新才会发展为全新的技术体系。

这项发表在《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的研究改写了我们对人类技术演化的认知。它证明被视为"保守"的直立人实际上具有技术创新的能力，只是这种创新被包裹在稳定的文化传统中。类奎纳刮削器的发现，就像在时间长河中发现的"预装包"，展示了文化演化的累积性本质——重大创新往往有其深远的根源。这些发现也引发我们重新思考：那些被归功于"更聪明"的人类的技术进步，有多少其实始于他们"原始"祖先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