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营利与营利性酒精零售业游说行为比较：澳大利亚议会调查中的政策立场与公共健康影响

本研究针对酒精、烟草和赌博行业游说反对增税和公共卫生法规的现象，比较分析了澳大利亚非营利（俱乐部）与营利性（酒店）酒精零售行业高峰机构在2009-2021年议会调查中的政策立场。通过内容与主题分析22份书面意见，研究发现两者79%的政策立场一致，均倾向于反对限制市场准入的措施（如广告限制、营业时间缩短），但非营利机构以"社区贡献"为辩护理由，而营利机构则强调"商业利益"。结果表明，非营利零售结构本身不足以促进行业健康行为，需强化监管体系。该研究填补了非营利酒精零售模式评估的空白，为全球酒精及新兴大麻市场政策制定提供警示。

　　

酒精零售行业的游说行为一直是公共卫生政策制定的重大挑战，尤其是当涉及增税或限制性法规时。传统观点认为，非营利性酒精零售模式（如会员制俱乐部）可能比营利性模式（如商业酒店）更有利于公共健康，因其缺乏扩大市场的商业动机。但这一假设缺乏实证支持。澳大利亚独特的俱乐部执照制度（Club licences）——占全国酒类许可证20%的非营利实体——为验证该理论提供了天然实验室。这些俱乐部将利润再投资于社区服务而非股东分红，但近年其经营模式已与营利性酒店趋同，两者在营业时间、游戏机和家庭服务方面的差异逐渐消失。

为探究非营利结构是否真能减少行业对政策的干预，研究人员系统分析了11项澳大利亚酒精相关议会调查（2009-2021年）中22份高峰机构意见书。通过内容分析和主题编码，发现非营利俱乐部与营利性酒店的高峰机构在79%的政策提案上立场一致，包括共同反对广告禁令、未成年人售酒限制等WHO推荐的"最佳实践（best buys）"措施。仅有5项政策存在分歧，如俱乐部支持警方秘密监控场所，而酒店反对。

研究采用混合方法设计：首先通过系统检索匹配两类高峰机构均参与的调查，建立包含38项政策提案的数据库；其次运用演绎式内容分析量化立场异同，并采用布劳恩-克拉克六步法进行主题归纳。关键发现包括：

1. 游动参与度
   俱乐部高峰机构确实参与政策游说，驳斥了"非营利机构不干预政策"的假设。例如Clubs Queensland在2009年暴力防治调查中，以"社区资产"为由反对营业限制。

2. 政策立场趋同
   两类机构对24项共同讨论的政策中19项（79%）立场一致。例如均反对凌晨1点禁入令（1am lockout），认为这会损害收入。俱乐部虽强调"会员服务"而非利润，但实际诉求与酒店无本质差异。

3. 健康风险立场
   双方支持可能增加酒精消费的政策，如反对广告限制（WHO认定可减少危害）。俱乐部还特别反对禁止吸烟区饮酒，称这会削弱"社区筹款能力"。

4. 差异化论证策略
   酒店使用商业话术（如AHA NSW称广告是"商业必需"），而俱乐部构建"社区威胁"叙事。Clubs NT在2019年调查中声称，限制酒类优惠券将使其"沦为普通酒类销售点"，损害慈善募捐。

这项研究首次实证揭示：非营利酒精零售结构并未如理论预期那样减少行业对政策的抵制。尽管两类机构论证逻辑不同——"社区贡献"VS"商业自由"——但核心目标都是维护销售利益。这挑战了将非营利模式简单等同于"更健康选择"的认知，说明仅靠所有制改革不足以改善公共健康结局，必须辅以强有力的监管框架。

研究对全球政策制定具有双重启示：其一，正在改革酒精垄断的国家（如加拿大）需审慎评估非营利模式的实际效果；其二，新兴大麻合法化地区（如澳大利亚各州审议中的CSC大麻社交俱乐部）应警惕"非营利光环效应"，避免重蹈俱乐部执照制度商业漂移（commercial drift）的覆辙。作者建议重新评估俱乐部税收优惠的合理性，并建立更透明的行业游说追踪机制，这些发现为《国际毒品政策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rug Policy）关于"所有制与公共健康"的持续辩论提供了关键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