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良治体系对可再生能源转型的差异化影响机制研究

本研究针对全球气候治理中良治体系(GGS)对可再生能源转型的影响机制这一研究空白，采用FMOLS和TSLS模型，对比分析了中美两国2002-2022年政府效能(GE)、金融发展(FD)等关键因素的作用。发现中国集中式治理体系正向促进可再生能源消费，而美国分权体系呈现抑制作用，为全球气候治理政策制定提供了实证依据。

　　

在全球气候变暖威胁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GHGs)已成为环境恶化的主要推手。作为全球两大碳排放国，中国和美国分别贡献了43.2%和次高的能源相关排放量，其中中国70%的碳排放来自能源领域。尽管1992年以来国际社会通过COP等机制持续推动减排，但现有研究多聚焦治理体系与碳排放的直接关联，对良治体系(Good Governance System, GGS)如何促进可再生能源转型这一关键问题仍存在显著研究空白。

中国在集中式政治体制下通过"双碳目标"（2030碳达峰/2060碳中和）和"十四五"可再生能源规划（2025年占比18%）等政策强力推进能源结构改革；而美国作为分权制民主国家，其政策实施受政党轮替影响显著，虽提出2030年减排50%-52%的目标，但化石燃料补贴等政策反复摇摆。这种政治体制差异使得两国在可再生能源转型路径上呈现鲜明对比，但现有文献缺乏系统性的对比研究。

为填补这一空白，研究人员开展了这项开创性研究。研究团队采用世界银行发展指标(WDI)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2-2022年的数据，构建包含政府效能(GE)、金融发展指数(FDI)、外国直接投资(FDI)等变量的分析框架。通过完全修正最小二乘法(FMOLS)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TSLS)模型，不仅分析了两国整体趋势，还创新性地将数据划分为2002-2012和2013-2022两个子周期进行对比。

关键技术方法包括：1）从WDI和IMF获取中美两国20年面板数据；2）采用ADF单位根检验验证数据平稳性；3）运用FMOLS分析长期均衡关系，解决小样本估计偏差；4）通过TSLS模型处理内生性问题，并分2002-2012、2013-2022两阶段进行时段特异性分析；5）基于集体行动理论(CAT)构建理论框架解释政治体制差异的影响机制。

研究结果揭示出四大关键发现：

良治体系的差异化影响
中国集中式治理体系下，政府效能(GE)每提升1%可促进0.0408%的可再生能源消费增长（p<0.1），印证了"低碳城市试点"等政策的有效性。这种"父爱式"治理模式使民众对政府高度信任，形成政策执行的良性循环。反观美国，GE每提升1%导致1.0119%的可再生能源消费下降（p<0.01），反映其政策连续性受政党轮替制约。

经济因素的矛盾作用
中国经济增速(EG)每提高1%反而减少0.0955%的可再生能源使用（p<0.1），凸显其"保增长"与"促转型"的张力。美国EG的影响虽不显著，但2013-2022子周期显示负向趋势（β=-0.2338，p<0.1），反映两国对化石能源的路径依赖。

资本流动的"双刃剑"效应
外国直接投资(FDI)在中国呈现"污染天堂"效应（β=-0.3998，p<0.01），而在美国展现"污染光环"特征（β=0.1703，p<0.01）。这种差异源于中国环境规制相对宽松，而美国通过《区域温室气体倡议》(RGGI)等政策引导绿色投资。

时段特异性规律
分阶段分析显示，中国在2013-2022期间贸易开放度(TRD)促进作用显著（β=0.9515，p<0.01），反映其可再生能源技术出口优势；美国金融发展(FD)在同期呈现12.984的异常高值（p<0.1），可能源于《通胀削减法案》对绿色金融的刺激。

这项发表在《Sustainable Futures》的研究具有三重重要意义：理论层面，通过集体行动理论(CAT)解释了政治体制差异对能源转型的影响机制；方法层面，创新性地采用时段分解策略揭示政策演变的动态特征；实践层面，为中美两国分别提出"强化集中式政策执行"和"增强政策连续性"的差异化建议。研究特别指出，建立独立于政治周期的能源治理机构、制定跨国绿色投资标准，将是推动全球能源转型的关键突破点。未来研究可拓展至金砖国家等更多治理模式比较，并纳入能源价格波动等新解释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