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遗传和环境对澳大利亚原住民癌症风险的影响：叙述性综述

这篇综述深入探讨了遗传与环境因素如何交互影响澳大利亚原住民（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的癌症风险差异。文章系统分析了吸烟、酒精、感染（如HBV/HCV/HPV）、肥胖等环境风险因素，以及BRCA1/2等基因突变在癌症发生中的作用，并指出原住民因历史创伤、医疗资源不足及文化差异导致的筛查参与率低和诊断延迟问题。综述强调需开展原住民主导的共设计研究（co-designed research）以填补基因组数据和精准医疗空白。

　　

摘要

澳大利亚原住民在多种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上显著高于非原住民群体。这种差异源于复杂的遗传-环境交互作用，包括独特的基因组特征、殖民历史遗留的社会经济劣势，以及吸烟、酒精、饮食等可调控风险因素的聚集效应。本文综述了33项研究，揭示原住民癌症风险的多元驱动机制及亟待解决的科研与服务缺口。

环境风险因素（含个体因素）

烟草
吸烟在原住民社区曾是殖民贸易的遗留产物，2022-2023年吸烟率仍达34.1%（非原住民为11%）。烟草中60余种致癌物直接导致肺癌、头颈癌等风险升高，且二手烟使肺癌死亡风险翻倍。历史创伤与系统性歧视加剧了吸烟的成瘾性循环。

酒精
尽管原住民戒酒比例更高，但饮酒者中危险饮酒量（>4标准杯/次）比例是非原住民的1.3倍。酒精代谢物乙醛通过破坏DNA甲基化、诱发氧化应激，与原住民高发的肝癌（HCC发病率是非原住民2.4倍）密切相关。

体力活动与饮食
传统狩猎生活被定居模式取代后，原住民肥胖率飙升至71%（2018-19年）。高加工红肉摄入和蔬果匮乏（仅19%达标）促进结直肠癌和乳腺癌，而偏远地区食物价格差异（如蔬果溢价300%）进一步恶化营养失衡。

感染因素
6.8%的原住民携带慢性HBV（全澳平均0.061%），HCV感染率更是非原住民7倍。这些病毒通过整合宿主基因组（如激活TERT、MLL4基因）或干扰DNA修复驱动肝癌。HPV疫苗覆盖率原住民青少年较非原住民低3-6个百分点，导致宫颈癌发病率仍为全人群2倍。

地理与社会文化因素
原住民中49%生活在社会经济劣势地区，医疗资源匮乏与“文化不安全”现象交织。肠镜筛查工具因文化适配性差导致参与率低，而乳腺筛查的交通成本（需兼顾家庭义务）进一步扩大早期诊断差距。

遗传驱动机制

基因组独特性
原住民基因组存在12-25%的特异性变异，但研究严重不足。西澳大利亚数据显示，原住民乳腺癌患者BRCA1突变率为零（非原住民为5%），但HER2扩增率显著更高（22% vs 12%，p=0.013），提示靶向治疗潜力。

表观遗传印记
殖民时期的营养剥夺与心理创伤可能通过DNA甲基化等机制跨代传递，影响肿瘤抑制基因（如p53）表达。动物模型显示，祖辈营养不良可导致孙辈胰岛素抵抗和癌症易感性升高。

讨论与展望

现有政策如《澳大利亚癌症计划》虽强调原住民健康平等，但执行面临三大瓶颈：

1. 数据缺口：原住民癌症登记系统不完善，且缺乏其主导的基因组计划（NCIG仅初步建立参考基因组）；
2. 结构性障碍：遗传咨询服务集中在城市，偏远地区难以获取；
3. 文化适配：仅11%的癌症研究符合原住民质量评估工具（QAT）半数标准。

未来需优先开展原住民共设计的队列研究，探索环境-表观遗传-基因突变交互网络，并开发基于社区的移动筛查技术（如便携式HPV检测）。正如某原住民领袖所言：“解决方案必须生长在我们的土地上，而非被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