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调节困难作为国家认同威胁下集体自恋、群体愤怒与报复性敌意的催化剂

本研究探讨了情绪调节困难(DERS)在国家认同威胁与集体自恋、群体愤怒及报复性敌意关系中的调节作用。通过实验设计，研究人员发现高威胁情境显著增强土耳其被试的集体自恋倾向和消极群体情绪，且情绪调节能力缺陷会放大这种效应。该研究为理解群体冲突的心理机制提供了新视角，提示情绪调节训练可能成为缓解群体对立的新途径。

　　

在全球化浪潮中，国家认同威胁引发的群体冲突日益成为社会心理学研究焦点。当土耳其运动员在国际赛事中遭遇不公指控、甚至被禁止展示国旗时，这种象征性威胁如何触发集体防御反应？更关键的是，为什么有些人会表现出更强烈的愤怒和报复倾向？这些问题背后隐藏着情绪调节能力与集体自恋的复杂互动机制。

以往研究表明，集体自恋(collective narcissism)作为个体自恋特质在群体层面的延伸，会使人们过度敏感于外界对群体的负面评价。Golec de Zavala等学者发现，当墨西哥民众感知到美墨边境墙的"侮辱"时，高集体自恋者会产生更强烈的愤怒情绪。类似地，土耳其民众对欧盟拒接的"羞辱感"会转化为对欧盟经济困境的幸灾乐祸(schadenfreude)。这些现象暗示，情绪反应可能是理解群体冲突的关键突破口。

MEF大学的研究团队设计了一项精巧的实验：164名土耳其参与者被随机分配阅读两种虚构新闻——低威胁版本描述多国运动员的普遍违规行为，而高威胁版本则专门指控土耳其队并禁止展示国旗。通过集体自恋量表(Collective Narcissism Scale)、群体愤怒量表(Group-based anger)和报复性敌意量表(Retaliatory Hostility Scale)，结合情绪调节困难量表(DERS-16)的测量，研究人员构建了 moderated mediation模型(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来解析这些变量的关系。

主要技术方法包括：1) 采用情境实验法操纵国家认同威胁水平；2) 使用DERS-16量表评估情绪调节困难程度；3) 通过Hayes的PROCESS宏进行有调节的中介分析(Model 8)；4) 采用G*Power 3.1.9.7进行事后检验力分析，确保样本量(N=164)可检测中等效应量(f²=0.107)。

3.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
数据显示集体自恋与群体愤怒(r=0.37)、报复性敌意(r=0.57)呈显著正相关，但情绪调节困难与这些变量无直接关联，暗示其可能发挥调节而非直接影响。

3.2 威胁条件的组间比较
独立样本t检验揭示：高威胁组在集体自恋(t=-2.10,d=-0.33)、报复性敌意(t=-2.03,d=-0.32)和群体愤怒(t=-4.31,d=-0.68)上均显著高于低威胁组，证实威胁操纵的有效性。

3.3 有调节的中介分析
关键发现体现在三方面：首先，威胁对集体自恋的影响仅在高DERS组显著(b=0.32,p=.001)，而低DERS组无此效应(b=-0.03,p=.74)。其次，集体自恋中介了威胁对群体愤怒(间接效应=0.15,95%CI[0.05,0.27])和报复性敌意(间接效应=0.24,95%CI[0.10,0.39])的影响。最后，这种中介效应受DERS调节——在DERS均值以上时间接效应显著，以下则不显著。

讨论部分强调了三重意义：理论上，首次证实情绪调节能力是集体自恋激活的"门槛"因素，只有当个体难以管理情绪时，威胁才会转化为集体自恋。方法上，实验设计克服了既往相关研究的因果推断局限。应用层面，研究为群体冲突干预提供了新思路——通过认知重评(cognitive reappraisal)等情绪调节训练，可能阻断"威胁-自恋-敌意"的恶性循环，这呼应了Halperin等在巴以冲突中的干预发现。

局限性包括样本性别失衡(83.5%女性)和威胁类型的单一性。未来研究可拓展到现实威胁(如经济制裁)和象征威胁(如文化贬低)的比较，并探索其他情绪调节策略(如正念)的缓冲作用。论文发表于《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为理解群体极化的心理机制贡献了重要证据，提示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代，培养情绪调节能力可能是促进社会和谐的潜在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