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家可归与精神障碍对自杀及自伤风险的群体影响：一项基于丹麦全国登记数据的队列研究

为解决无家可归人群自杀及自伤风险缺乏系统性评估的问题，丹麦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基于全国登记数据的队列研究，覆盖1999-2020年间510万居民。研究发现无家可归者自杀风险为普通人群的2.2倍（男性）至3.8倍（女性），当前无家可归状态风险更高（男性aMRR 3.7，女性8.0）。自伤行为和精神障碍（如精神分裂症、双相障碍）显著增加自杀风险，尤其女性自伤后自杀风险达普通人群17.7倍。该研究为高危人群干预提供了重要循证依据。

　　

在现代化社会进程中，无家可归者（homelessness）的健康问题日益凸显。既往研究表明，这一特殊人群的平均寿命较普通人群缩短20年，其中自杀和意外伤害是重要死因。更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美国数据显示，药物过量和自杀已取代自然原因成为45岁以下无家可归者的主要死亡原因。然而，关于无家可归与自杀行为（suicide）、自伤行为（self-harm）之间的关联缺乏系统性研究，尤其缺乏基于全人群的流行病学数据。

为填补这一研究空白，丹麦国家登记研究中心联合牛津健康生物医学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大规模队列研究。研究团队利用丹麦完善的国民登记系统，追踪了1999-2020年间5,188,284名15-76岁居民的健康数据，其中56,663人（1.1%）曾有无家可归经历。研究创新性地采用两种时间依赖性指标定义无家可归暴露：任何时期无家可归（any homelessness）和当前无家可归（current homelessness，定义为收容所接触后60天内）。主要结局指标包括首次自伤事件（ICD-10编码X60-84）和自杀死亡（X60-84/Y87.0）。

研究采用Poisson回归模型计算调整后死亡率比（aMRR）和发病率比（aIRR），并通过Aalen-Johansen估计器计算累积发病率。数据分析严格分层性别，并调整了社会人口学因素和精神障碍诊断（包括物质使用障碍[substance-use disorder]）。这项开创性研究结果发表在《The Lancet Public Health》，为高危人群干预提供了重要循证依据。

关键技术方法包括：1）基于丹麦全国登记系统（Danish Homeless Register）的队列设计，覆盖1999-2020年全年龄段人口；2）使用ICD-10编码识别自杀和自伤事件；3）采用Poisson回归计算调整率比；4）通过竞争风险模型处理死亡和移民等竞争事件；5）敏感性分析验证不同无家可归定义（60天vs 1天暴露窗口）的稳健性。

研究结果部分：
【背景】无家可归者全因死亡率显著升高，其中自杀死亡率达120.1/10万人年，是普通人群（11.1/10万人年）的10.8倍。自杀方式中，绞勒（38.9%）和中毒（34.7%）占比最高。

【方法】在10年随访中，1.3%男性和0.9%女性无家可归者死于自杀，自伤发生率分别为9.2%和9.9%。调整后分析显示，无家可归状态使男性自杀风险升高2.2倍（95%CI 2.0-2.4），女性升高3.8倍（3.2-4.5）。

【发现】当前无家可归者的风险尤为突出：男性aMRR 3.7（3.1-4.5），女性达8.0（5.5-11.6）。首次收容所接触后1年内风险最高（男性aMRR 4.3，女性9.4）。精神障碍进一步放大风险：无家可归合并精神障碍的男性自杀风险达普通人群19.9倍（18.1-22.0）。

【解读】自伤行为是重要预警信号：无家可归者自伤后自杀风险男性升高7.4倍（6.5-8.5），女性达惊人的17.7倍（14.4-21.7）。按精神障碍类型分层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无家可归时自杀风险最高（男性aMRR 4.7，女性8.4）。

研究结论强调，无家可归状态特别是当前无家可归，与自杀和自伤风险显著相关。精神障碍（尤其是精神分裂症）和自伤史是重要的风险放大器。该研究的创新性在于：首次提供全国性绝对风险数据，揭示性别差异（女性相对风险更高），并证实收容所接触是干预关键窗口期。

讨论部分指出，虽然丹麦福利制度提供免费医疗和临时住所，但无家可归者仍面临严重健康不平等。研究建议在收容所接触时加强三项干预：1）精神障碍筛查与治疗；2）自伤风险评估；3）社会支持强化。特别是对女性无家可归者，需关注暴力受害史等特殊风险因素。这些发现对全球范围内改善弱势群体心理健康服务具有重要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