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使用、文化消费与中国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文化消费的中介作用机制研究

本研究聚焦中国农村地区，探讨互联网使用如何通过文化消费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SWB)。研究人员基于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3068份样本，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发现：互联网使用显著提升农村居民SWB，文化消费在其中起关键中介作用；家庭收入负向调节文化消费与SWB的关系，对低收入群体效应更显著。该研究为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制定针对性文化政策提供了实证依据。

　　

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背景下，中国农村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已攀升至77.5%，但城乡数字鸿沟仍是阻碍乡村振兴的重要瓶颈。传统研究多关注互联网对经济生产的影响，却忽视了其作为文化载体对居民精神生活的重塑作用。尤其在农村地区，文化资源匮乏、社交圈层狭窄等问题，使得居民主观幸福感(SWB)提升面临结构性障碍。这种现状引发关键科学问题：互联网使用能否通过改变文化消费模式，成为破解农村"幸福密码"的新路径？

针对这一命题，重庆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团队基于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对3068名农村居民展开系统研究。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团队首次揭示"互联网使用→文化消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链条，发现文化消费的中介贡献率最高达99.94%（电影观赏），而家庭收入呈现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相关成果发表于《BMC Psychology》，为数字时代乡村振兴政策提供了理论锚点。

研究采用三大关键技术方法：1）基于CGSS全国代表性抽样获取农村居民行为数据；2）运用Bootstrap法进行1000次迭代验证中介效应；3）通过交互项分析收入水平的调节作用。其中文化消费量表涵盖电影、阅读、音乐会等5维度，Cronbach's α系数达0.6487，符合社会科学研究信度标准。

【互联网使用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影响】
数据分析显示，互联网使用频率每提升1个单位，农村居民SWB评分即增加0.0415分(p<0.01)。这一结果印证了"数字赋能"假说——互联网通过打破地理隔离，提供信息获取、社交维系等基础功能，直接改善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值得注意的是，年龄呈现U型关系，45岁以下群体受益更显著，反映数字原住民的优势。

【文化消费的中介机制】
研究首次量化了不同类型文化消费的中介贡献："观影"(99.94%)>"文化活动参与"(98.96%)>"阅读"(95.83%)。被动型消费（如观影）虽参与度高但效应短暂，而主动型活动（如体育健身）虽仅占84.87%中介比，却能通过满足自主性(autonomy)、胜任感(competence)等SDT理论核心需求，产生持久幸福增益。这种异质性提示政策设计需避免"一刀切"。

【收入的调节效应】
交互项分析揭示家庭收入对数每增加1单位，文化消费的SWB提升效应即衰减0.0265(p<0.01)。简单斜率检验显示，低收入群体从等量文化消费中获得的幸福增益是高收入群体的2.3倍。这验证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也表明文化供给对弱势群体具有"雪中送炭"式的特殊价值。

结论部分强调三个突破性发现：其一，互联网通过文化消费产生的间接效应(75.92%)远超直接效应(24.08%)，证实数字技术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重塑价值；其二，SDT理论框架下，主动型文化消费更能满足心理基本需求，这为"送文化"向"种文化"转型提供理论支撑；其三，收入调节效应的发现，要求政策优先保障低收入群体文化接入权。

讨论部分深入剖析了"数字悖论"——虽然高收入者拥有更多文化消费选择，但其幸福增益反而降低。研究者建议参考浙江"数字乡村"经验，通过建设云端文化礼堂、开发方言短视频等本土化内容，激活农村内生文化活力。这些发现不仅丰富了数字社会学理论内涵，更对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未来研究可纵向追踪数字文化消费的长期效应，并关注过度网络使用可能导致的"幸福倦怠"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