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腺包膜挛缩的微生物组特征分析：基于皮肤与包膜微生物群的比较研究

本研究针对乳腺植入术后常见的并发症——包膜挛缩(CC)，通过比较健康包膜(HC)与挛缩包膜(CC)的微生物组特征，结合皮肤微生物群分析，揭示了Staphylococcus等机会性病原体丰度与细菌总负荷的升高是CC发生的关键因素。研究采用16S rRNA测序(NGS)和qPCR技术，首次证实包膜微生物群与皮肤微生物群的显著差异，为CC的感染理论提供了新证据，对临床预防和治疗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乳腺植入手术虽广泛应用于整形与重建领域，但包膜挛缩(CC)作为最棘手的并发症，其发生率高达19-25%。长期以来，学界对CC的成因争论不休，其中"生物膜理论"备受关注——认为细菌在植入物表面形成的生物膜(Biofilm)会引发慢性炎症，最终导致纤维化。然而，传统培养技术仅能检测到Staphylococcus等少数菌种，且无法区分这些细菌究竟来自皮肤污染还是乳腺组织内源。更矛盾的是，许多CC患者并无临床感染症状，这使得微生物在CC中的作用机制成为未解之谜。

针对这一科学盲区，庆北国立大学的研究团队开展了一项开创性研究。他们收集了25例乳腺包膜样本（14例健康包膜HC，11例挛缩包膜CC），并首次同步采集患者腋窝、切口和乳头部位的皮肤样本，通过16S rRNA基因测序(NGS)和定量PCR(qPCR)技术，构建了包膜与皮肤微生物群的完整图谱。研究发现，包膜微生物群以Acinetobacter、Cutibacterium和Pseudomonas为主，与皮肤样本中Staphylococcus占75%的构成形成鲜明对比。通过主坐标分析(PCoA)证实，包膜微生物群呈现显著的个体化差异，而CC样本中Staphylococcus相对丰度显著升高（p<0.05），且与16S rRNA基因拷贝数呈正相关。源追踪分析更揭示，CC样本中仅14.73%微生物可能源自皮肤，其余85%来自未知内源，这为"内源性感染假说"提供了直接证据。

研究采用三大关键技术：1) 多部位皮肤与包膜样本的同步采集与无菌处理；2) 基于DADA2算法的16S rRNA全长测序，通过V4-V5高变区分析微生物组成；3) qPCR定量检测细菌负荷，建立3.81×10¹⁰-4.01×10⁵拷贝数/μL的标准曲线。样本来自19名接受植入物取出手术的患者（平均植入时间120.8个月），涵盖Baker I-IV级包膜。

结果部分的核心发现：

1. 皮肤与包膜微生物群的本质差异
   Bray-Curtis差异度分析显示，皮肤与包膜样本在PCoA图中形成独立聚类（p<0.05）。腋窝样本的Staphylococcus占比显著高于切口和乳头部位，而包膜中Acinetobacter在HC组占比高达40%，CC组则降至15%。

2. CC相关的微生物失衡特征
   CC组除Staphylococcus外，Streptococcus、Clostridium和Sphingobium的丰度均显著上升。一例延迟感染患者（样本16）的包膜中Staphylococcus aureus占比近100%，与组织培养结果一致。

3. 细菌负荷与临床关联
   qPCR检测显示CC组平均细菌负荷（1.78×10⁶ 16S rRNA拷贝数/克）高于HC组，且与Staphylococcus丰度呈正相关（r=0.62）。植入时间与患者年龄显著影响微生物组成，但Baker分级无此关联。

结论与意义
该研究首次通过多组学方法证实：1) CC的发生与微生物群落失衡（dysbiosis）密切相关，而非单一病原体感染；2) 机会性病原体（如Staphylococcus）的增殖会加剧细菌总负荷，触发免疫反应；3) 84.87%的包膜微生物可能源自内源性污染，这对传统"皮肤污染假说"提出挑战。发表于《BMC Microbiology》的这项成果，不仅为CC的分子诊断提供了新靶点（如监测Acinetobacter/Staphylococcus比值），更提示临床需关注患者个体化微生物特征，而非仅依赖抗生素预防。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乳腺导管微生物群与包膜的交互机制，为开发微生物调控疗法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