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迁移与中国农民工健康困境：结构性压力与代际支持的交叉作用机制研究

本研究聚焦中国农民工家庭迁移模式对健康的影响，基于社会脆弱性理论、家庭压力模型和生命历程理论，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MDS 2017)，通过倾向得分匹配(PSM)、中介效应分析等方法揭示：家庭迁移通过职业压力、城市生活压力和家庭发展压力的三重中介路径，使30-55岁"夹心代"农民工健康风险提升25.3%。研究为从个体导向转向家庭本位的公共服务政策转型提供了实证依据。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近3亿农民工的迁移模式正经历从"单打独斗"到"举家迁徙"的深刻转变。这种家庭化迁移虽能增强情感支持，却暗藏健康危机——农民工在承担城市生活成本、子女教育支出和赡养老人等多重压力下，往往压缩医疗支出，陷入"越努力越脆弱"的困境。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工作系与浙江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研究团队在《Archives of Public Health》发表的研究，首次系统揭示了家庭迁移如何通过结构性压力传导机制侵蚀农民工健康。

研究采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 2017)的57,717份样本，运用logit模型、有序logit(OLOGIT)和工具变量(IV)等方法，重点分析30-55岁核心劳动群体。通过Karlson-Holm-Breen(KHB)中介检验，量化了家庭压力的传导路径；采用农村承包地所有权作为工具变量，有效解决了内生性问题。

年龄队列健康轨迹与家庭迁移动态
模型1-4显示：30岁以下农民工未显现健康影响，而30-55岁"夹心代"群体在家庭迁移后健康恶化显著。其中39-55岁组健康概率降低19.1%(OR=0.809)，印证生命历程理论中累积劣势效应。

家庭迁移对健康的影响分析
逐步回归模型5-8表明：控制收入、职业国际社会经济指数(ISEI)等变量后，家庭迁移使健康概率降低18.4%(OR=0.816)。跨省流动者(working area=1)健康风险提升11.2%，证实制度性排斥的叠加效应。

稳健性检验
采用复合健康指标(Health1)、四级健康量表(Health2)和疾病发生率(Health3)多维度验证，家庭迁移的负面影响始终显著(p<0.001)。值得注意的是，医疗保险参保使健康概率提升5.5%(OR=1.055)，但无法抵消家庭压力带来的27.6%健康损耗。

家庭压力因素的中介效应
KHB检验揭示：城市生活压力解释总效应的6.89%，家庭发展压力占0.65%，职业压力占2.7%。三者在"压力叠加"(Stressor stacking)机制下形成传导链——农民工为支付城市住房首付(家庭发展压力)而延长工时(职业压力)，又因户籍限制(城市生活压力)难以获取公共服务，最终导致健康资本持续流失。

内生性处理
以农村承包地为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显示，第一阶段F值达96.720，远超弱工具变量阈值16.38。处理效应模型(TEM)校正选择偏差后，家庭迁移的健康负面影响从25.3%升至27.6%，证实传统模型存在低估。

该研究突破了既往移民健康研究的个体视角，提出"制度性压力传导"新机制：在户籍制度(hukou)约束下，家庭迁移虽符合集体主义理性，却使农民工陷入"健康代际剥夺"困境。政策启示在于，当前以个体为单位的公共服务设计(如单独参保的医疗保险)难以应对家庭迁移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亟需建立覆盖子女教育、老人照护的家庭福利包。研究为理解发展中国家内部移民的健康不平等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对推进健康中国战略中的"家庭政策转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