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供体心脏保存方法对心脏移植患者生存影响因素的分析

本研究针对心脏移植中供体心脏保存方法对患者长期生存的影响展开深入探讨。研究人员通过回顾性分析834例接受改良保存方法（HTK溶液与St. Thomas溶液）的心脏移植病例，发现诊断分类（心脏肿瘤）、受体年龄≥60岁、体外循环时间≥130分钟及术后ECMO（体外膜肺氧合）/CRRT（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是独立生存预测因素。该研究为优化供体心脏保存策略和术后管理提供了重要循证依据，发表于《BMC Cardiovascular Disorders》。

　　

心脏移植是终末期心脏病患者的终极治疗手段，但供体短缺和移植后生存率仍是全球性难题。令人惊讶的是，约30%患者在等待合适供心过程中死亡。更棘手的是，尽管心脏移植技术已发展半个多世纪，供体心脏保存方法仍缺乏统一标准——全美心脏移植中心使用的保存液竟多达167种！这种混乱局面直接影响了移植效果，而不同保存方法对长期生存的影响更是迷雾重重。

中国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心血管外科团队针对这一关键问题，开展了一项跨越13年（2008-2021年）的大规模回顾性研究。他们创新性地采用差异化保存策略：对已停跳的循环死亡供体（DCD）心脏使用HTK溶液，而对脑死亡（DBD）的跳动心脏先用St. Thomas溶液诱导停跳，再换用HTK保存。这种"因心制宜"的方法是否真能改善预后？研究团队通过对834例手术数据的深度挖掘，最终在《BMC Cardiovascular Disorders》发表了令人瞩目的答案。

研究采用多学科交叉方法：1）建立心脏移植临床数据库，纳入标准严格（排除关键数据缺失病例）；2）Kaplan-Meier法分析生存曲线；3）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单多因素分析；4）创新性定义"移植物缺血时间"（从供心获取到移植后再灌注的总时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心脏肿瘤诊断需同时满足病理/影像确认加典型症状或不可逆心衰，确保分类准确性。

研究结果呈现四大关键发现：

总体生存率
5年和10年生存率分别达71.9%和68.1%，显著优于国际平均水平。但令人意外的是，HTK组（n=246）与St. Thomas组（n=588）的生存曲线几乎重合（P=0.578），提示保存溶液类型本身可能并非决定因素。

单因素分析揭示风险谱
心脏肿瘤患者死亡风险是瓣膜病患者的2.8倍（HR=2.828，P=0.0014）。年龄≥60岁受体风险翻倍（HR=2.511），而使用ECMO和CRRT的患者风险骤增6-7倍。体外循环时间<90分钟的患者预后最佳，风险降低74.3%（HR=0.257）。

多因素分析锁定独立预测因子
心脏肿瘤诊断的死亡风险飙升至5.1倍（HR=5.086，P=0.0006）；高龄（≥60岁）风险达4.4倍；ECMO和CRRT分别使风险增加4.6倍和4.8倍。值得注意的是，供体类型（DCD/DBD）和保存方法均未显示显著影响。

临床干预的生存警示

需要ECMO支持的患者中位生存期缩短67%，这与其多用于抢救严重移植物功能障碍的特性相符。同样，CRRT组患者1年生存率不足50%，可能反映肾功能不全对预后的决定性影响。

这项研究颠覆了多个传统认知：首先，供心保存方案的选择（HTK或St. Thomas）对长期生存无显著影响，关键在于根据供体状态（是否已停跳）差异化应用；其次，心脏肿瘤患者虽仅占7.8%，但其预后极差，需要特别关注；最后，受体年龄≥60岁仍是不可逾越的"生存坎"，这对移植候选者筛选具有指导意义。

研究也存在局限性：未纳入免疫抑制剂方案等混杂因素，且心脏肿瘤未细分良恶性。但瑕不掩瑜，该成果为全球心脏移植领域提供了三大价值：1）证实改良保存方法的普适性；2）建立精准的风险评估体系；3）为DCD供心的安全应用提供数据支撑。正如研究者所言，未来应重点优化高龄受体和心脏肿瘤患者的围术期管理，这或许是提升整体生存率的新突破口。